李鸿章|李鸿章与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的崛起( 九 )_李鸿章|中国近代史|轮船招商局

从开办军事工业转向创办“寓强于富”的民用工业，说明李鸿章已认识到军事应以经济为基础，进而言之，国家富强也应以经济发达为物质前提。李鸿章在上海以及其他各地创办的这批民用工业，多数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形成我国早期的官僚资本。尽管这批企业没能使中国早日在经济和军事上真正富强起来，但在“以土产敌洋货，力保中国商民之利权”方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由于引进了先进的机器生产方式和技术，客观上刺激和推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从这些民用企业中，李鸿章获得的最大的政治利益之一，就是以给官吏亲戚在企业当差办事的方法，来换取官吏对其各种计划的支持，比如政府贷款能被顺利批准等各种好处。不幸的是，由这些官吏推荐来的人绝大部分都才具平庸，降低了企业的办事效率和经营活力。1879年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郑观应说，官吏推荐来任职的那些人毫无经验，他们想既当官而又不办事，只是坐支干薪。李鸿章对这些弊端没有视而不见，但是，这是中国官本位体制下揽权固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同时他可能认为这些小蠹虫不足为患，因此，他并不试图过多地改变这种状况，而是希望能在可控的范围内加以利用。
然而，有些事情是李鸿章没能考虑到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梁启超如此评论李鸿章的做法，“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手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显然多有切中肯綮之处。
另一方面，从李鸿章等人对西洋事物具有的知识来看，也显得一知半解，肤浅零碎。洋务派的这种先天不足，在强大的顽固保守势力存在和外国势力无孔不入的情况下，对中国洋务事业的兴办和轮船航运业的兴起，自然带来相当的局限性。正因为此，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接近尾声时，中国只有一家被李鸿章自诩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最得手文字”的轮船招商局，其吨位却不及日本船舶的1/6 。到1894年，日本已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中国的工业却还在爬行。
不过，历史学家陈旭麓认为，李鸿章搞的那些企业，多数是为了抵制洋货，分洋人之利的。假如能够做到不以后知之明来苛责先行者的时代局限，李鸿章的做法大多都是值得肯定的。李鸿章创办的民用企业主要有三大端，即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机器织布局，基本都在上海，其初期成功多半是李鸿章赞助的结果。其他不在上海的矿务等企业，也有李鸿章调自上海的唐廷枢、李金镛、吴炽昌等人员主持或参与管理，此外，还有来自上海的巨额投资，其中仅1883年上海投资外地矿务之银就达三百万两。作为近代化起始过程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李鸿章表现出了重要性和独特作用。
在奏办江南制造总局时，李鸿章说过这样的话：“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 在李鸿章等洋务派人士创办上海炸炮三局、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使用机器生产的企业之后，民间仿效者日益增加，据有关统计，上海民族资本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出现的第一批近代工厂共有7家。如创办最早的发昌机器厂，便于1869年购置车床等新式机器，扩大了生产规模，成为上海第一家使用近代机器生产的民族资本工厂。进入70年代以后不久，发昌又添置了动力设备，不仅成为上海、也是全国最早使用动力设备的民族资本近代工厂，生产业务也开始转向机械制造，至70年代末，已制造了多艘长25-35尺的小型火轮，工厂生产已具相当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