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欧美征税权演变与政治文明( 五 )_税收|税收原则|宪法的基本原则

深知恣意征税的危害，亚当·斯密提出征税的原则之一便是税收的确定性。他强调，每个人应纳的税必须是确定的，不得任意变更。纳税的时间、方法和数额对纳税人及任何一个人而言都应当清晰明确。在税收不确定的地方，每个纳税人的命运或多或少地掌握在税吏手里，而这些税吏或者对于好欺负的纳税人加重税负，或者利用加重税负的威胁巧取豪夺。税收的不确定性招致傲慢无礼的行为以及一群自然不受欢迎的人的腐败，即便他们本质上既非傲慢无礼也非腐败透顶。我相信，从各国的经验来看，税收的确定性是如此之重要，以致相当程度的不平等也远不及很小程度的不确定糟糕。注39
毋庸置疑，税收法定主义解决了征税的恣意问题。但是，随着议会权力的扩张，尤其是“议会主权”或者“议会至上”思潮的出现，税收法定主义演变成了议会对税收的绝对控制，甚至议会征税专断的局面。近代以降，随着博丹、霍布斯等人对“主权”理论的阐发，以及英国议会政体的发展，许多人认为代议制政体的核心是议会，甚至认为议会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者；这样，议会拥有至高无上和不受限制的权力，包括对于征税的权力。也就是说，议会有权决定关于征税的一切事项，确立关于征税的一切原则，而不受任何限制。而这种体制的原型就是英国的议会政体。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谚语，被认为很好地表达了英国议会至上政体的特征，那就是：“在英国，议会可以做任何事情，除了不能把一个女人变成一个男人，把一个男人变成一个女人。”
造成“议会至上”观念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是霍布斯等人的“主权”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霍布斯和奥斯汀意义上的“主权”阐释，明显背离了中世纪的权力和法律观念。在霍布斯和奥斯汀看来，主权者在法律之上，不受制于法律，而中世纪的人们认为，没有任何人或者机关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包括国王。中世纪的法律观是，法律独立于任何统治者的意志，甚至独立于上帝的意志；上帝自己也须守法，实际上，全能的上帝最光辉的业绩就是恪守法律。同理，国王也必须守法，尽管他高于任何人；并且，尽管当国王违法时没有人可以惩罚他，但是他一定会受到上帝的诅咒。英格兰伟大法官布雷克顿（Bracton）极好地表达了这一理念，他说：“国王贵居万众之上，但是它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法律造就了国王；国王必须遵守法律，尽管如果他违反了法律，对其处罚只能交给上帝。”注40事实上，布雷克顿曾暗示，如果国王违法并拒绝司法的话，由贵族代表的统治团体（universitas regni）可以以国王的名义在国王法庭里主持正义。布雷克顿著作的早期评注者甚至指出，国王不仅位居上帝和法律之下，而且位于其大臣（court）之下，即位于其伯爵和男爵之下，因为他们是国王的同伴，而同伴负有约束国王使其仅从事正当行为的义务。注41
无论如何，在议会至上思潮的冲击下，税收法定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蜕变为议会的专断征税权，而这与中世纪限制征税权以及建立有限政府的努力南辕北辙。更令人担忧的是，当议会至上的观念与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思潮等结合在一起时，征税权便几乎不再受到任何限制了。借助于代议机关的力量，国家便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征税机器，成了所谓的“税收国家”（the tax state）。那些受到人们普遍青睐的福利国家，运用表面合法的手段，将纳税人的财富敛聚起来，为人们提供着各种各样的福利。这种表面上看起来颇有吸引力的国家，事实上面临着潜在的深刻危机。不停地从纳税人那里攫取财富，将使他们失去创造和生产的兴趣。难怪熊彼特警告说：“税收国家决不能从人们那里攫取太多，致使他们对生产失去经济上的兴趣，或者无论如何不再全力以赴投入生产。”注42但是“税收国家”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税收最大化机器（revenue-maximizing machine），不到遇有顽强抵抗之处很难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