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婉儿|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 六 )_上官婉儿|唐玄宗|太平公主|唐

这种评估还出现在张说撰写的《洛州张司马集序》文中。据熊飞的考证，这篇为张希元文集写的序也应是景云年间的作品。这三篇文字在同一阶段出现固然有其偶然性，但就其中关于“文”对政治的特殊意义的阐释和弘扬而言，它们强调了相同的理念，这就不是偶然的了。所以要把握《中宗上官昭容集序》的主旨，就应该注意张说同时期撰写的这些文章，同时也要对唐代对文学的社会想象的特征有所把握。这些文字是在具瞻之地的张说对文的传统和武后时代的政治文化馈赠作出的评估，和对这一模式的未来寄托希望。虽然要到开元中期张说才能将这些理想真正转化为行动，但在睿宗时代，他已经是无可争辩的文士的代言人了。卢藏用估计在这方面有着和张说相似的理念，但很有意思的是，他将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看作“风雅之道扫地尽矣”的罪魁，而将“天下翕然，质文一变”的功劳归于登高一呼的陈子昂（《陈氏集序》，收入《文苑英华》卷七〇〇）。
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无意间为我们更细致地观察唐朝以“文”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大潮的发展脉络提供了一个时间上的参照点。对于上官婉儿的形象而言，墓志的建构对后来对上官婉儿的认识可以说没有影响，反而是个被历史湮没的小插曲。而张说的序文等则对确立上官婉儿在唐代“文”的传统中的地位起到醍醐灌顶的作用。以后的史乘虽然在对婉儿的政治评价上有所不同，在对她通过“文”来发挥政治影响这点上并无二致。比如武平一作于开元时期的《景龙文馆记》中有关于上官氏生平的描述，此处无法具体展开讨论，但从文字来看，我认为就是根据张说的序文甚至佚失的崔日用的神道碑序等文献抄撮改写而成。
尽管武则天以来的政治斗争剧烈而错综，其间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武后，还是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在看中“文”的政治力量这点上恐怕都是一致的，也就是无论谁主宰政权，都有可能通过制度和用人在弘扬以“文”为核心的新统治模式上走得更远。当然这是一种以宫廷为核心的文化政治模式。在张说这样的统治精英眼里，这种模式只有通过与帝王的直接联系才能有正当性和产生最大效应。正因如此，上官婉儿家庭的遭遇能在《中宗上官昭容集序》里被解读成“天实启之，故毁家而资国”的命运安排。根据现存记载，上官婉儿确实是武后奠定的以“文”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重要实践者甚至化身，这给包括张说在内的文学官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官婉儿代表的这种统治模式到了开元时期便以更为制度化的方式积淀下来并逐渐转型，从而产生出既依赖于皇权又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精英。张说恰恰是那个转型阶段的关键人物。
若从日常政治的角度出发去观察，则当时并非每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都认同这种模式。张说虽然被现代史家视为李隆基集团的主要成员，但在姚崇等人眼里，他始终是个圆滑的政坛可疑分子。陈寅恪先生的高足汪籛早在《唐玄宗时期的吏治和文学之争》里已经阐明，玄宗朝初期姚崇和张说的矛盾表面看是日常权力之争，实际涉及统治理念的差别。所以李隆基登基后，张说虽曾贵为中书令，却并没有立刻成为秉持国政的人物，不久还遭到贬谪。直到开元九年（721）九月姚崇去世才得以重回权力的巅峰。不过日后在张说等人努力推动的新文治传统的展开过程中，再也没有一位女性扮演过类似于上官婉儿这样的角色。然而就像波考克（J. G. A. Pocock）指出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过一个“马基雅维利的时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在构建唐代政治中的“斯文”传统过程里，也曾经有过那么一个“上官婉儿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