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婉儿|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 四 )_上官婉儿|唐玄宗|太平公主|唐

张说的官僚生涯贯穿武后到玄宗四朝。一般都强调他是玄宗开元之际振衰起敝，使政治和文化风尚翕然一变的“大手笔” 。但这一认识并不全面。张说可以说是武则天创建的新文治模式最直接的产物和最典型的代表，仿佛男性的上官婉儿。武则天在她正式以皇帝身份统治中华帝国的载初元年（即天授元年，690），亲临殿试。张说的策文虽名义上为第二等，实际是拔得头筹（关于张说制科登第的时间，此处参照《登科记考补正》上，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燕山出版社，第115-116页）。这一事件的意义《大唐新语·文章第十八》说得最清楚：
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张说对策，为天下第一。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科，乃屈居第二等。
张说的生涯不仅肇始于武曌称帝，而且和武曌以“文”为手段来推行新政治模式密不可分。圣历二年（699），武则天下令召集大批文儒之臣编撰《三教珠英》，是张说生涯中第二个与武周文治宣传相关联的里程碑。他和徐坚为完成该项著作出力最多。因此《三教珠英》修撰完毕后不久，张说便以右史内供奉知考功贡举，并迁凤阁舍人，与另一位大手笔崔融同掌纶诰，进一步加强了他在以科举和文章为核心的新体制中的地位。张说为上官昭容诗集撰写的序实际是借对上官婉儿的赞颂来阐扬他本人崇尚并且实践的“文”的理念。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将他对婉儿的描述单纯视为对后者的才华和曾经拥有的政治能量的宣扬，而是应留意张说对上官婉儿的定位和他个人的取向之间的关联。
据成书于唐末的《北户录》“鹤子草”条崔龟图的注，上官昭容集二十卷，收入的是诗歌。但张说的序则是针对广义的“文章”而发。我近期曾撰文讨论唐代词臣现象在唐代政治中的重要意义。上官昭容集序的写作采用的修辞正是唐人为著名词臣文集撰写的序的那种手法，差别只是加入了一些具有性别特征的语词和典故。这篇序体现出唐人对词臣在政治文化中的角色的想象。这种想象将文学（特别是文章）神圣化，视之为经纬天下、调燮阴阳的最重要的工具，将掌握这种文的人视为天生异禀之人，非一般人苦学可至，所以著名词臣诞生时往往伴有种种神异。同时也强调这种才能的“血缘”传承。这些特点序文都具备了。文章开宗明义便强调“文”之作用和意义，所谓“气有抑郁，非巧辞莫得通；形有万变，非共文莫之与” 。这并非一般的藻饰之文，而是“先王以是经天地，究人神，闻寂寞，鉴幽昧”之沟通之文，在唐代的语境中指的主要是代圣朝立言的廊庙之文。接下来便渲染她的出身神异。说她母亲怀她时“梦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既而昭容生。弥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其在子乎？孩遂哑哑应之曰是。生而能言，盖为灵也” 。这则神异即便不是张说本人的创造，在序中提到也是有深意的，勾勒出一个相侔于杰出文学之臣的神圣化的形象。文章将久视到景龙年间的武则天和中宗时代描绘成一个“六合清谧”、“野无遗才”、“雅颂与三代同风”的人文黄金时代，而上官婉儿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心。专美两朝诏敕的她，凭借“窈窕柔曼”、“一日万机”和“应接如响”的文辞能力，“独使温柔之教，渐于生人；风雅之声，流于来叶”，成为疏通帝王与臣民的津梁。张说将上官氏和班昭、左芬等历史上同样以文著称并服务于宫廷的女性做了区分，强调她和她们“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 。
关于上官婉儿何时开始以草拟文书的方式参预国政，唐代史乘中有万岁通天（696-697）、圣历（698-699）和久视（700）等不同记载。这些武周年号前后相继，其实都未必是精确的记录，因为这一时期内廷的这种工作并未真正制度化，加上上官婉儿这方面的影响力在前期不太可能那么突出。但张说在序文中特别以久视年作为这一黄金时代的开始则应该是基于他的个人经验。他参加《三教珠英》的编撰虽然是从圣历开始，但主要工作的进行应该是在久视年间。这一年中他和朝廷文士俊髦“日夕谈论，饮酒赋诗”，恐怕是他早期生涯中最为美好的岁月。序文说在这个黄金时代，朝廷“内俊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 。“内俊图书之府”正是指编撰《三教珠英》这类活动，而“外辟修文之馆”则指中宗时立修文馆，以朝廷重要文学官僚为学士的故实。张说本人那时也以高级官僚身份任修文馆学士。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经验投射到对上官婉儿的赞誉上。序文完全不涉及上官婉儿曾面临的政治阴影，也仿佛超越了日常政治的考量，笔调充满自信。附带提一句，上官婉儿集的编纂在传统时代始终被误认为是玄宗下令的结果，除了学者指出的可能原因之外，我猜测这种长期的误解恐怕也和张说文中的这种“盛世”笔调有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