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婉儿|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 三 )_上官婉儿|唐玄宗|太平公主|唐

上官婉儿墓志的这种书写策略导致了与其他现存唐代文献中她的形象的大相径庭。比照张说撰写的《昭容上官氏（神道）碑铭》和《中宗上官昭容集序》，这一差别尤其突出。《中宗上官昭容集序》对上官婉儿的赞誉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点稍后讨论。上官婉儿的神道碑是张说和崔日用合作而成，崔写序文部分，张说写铭文。张说的铭文在对婉儿的评价上和上官昭容集的序如出一辙，比如说她“天降时雨，山川出云，乃生灵媛，祚我圣君。精微其道，焕炳其文。三光错行，昭容纲纪。百揆繁会，昭容条理。外图邦政，内谂天子，忧在进贤，思求多士。忠孝心感，天焉报之” 。也就是强调上官婉儿通过文来参与大政，天地之气相合而产生安邦治国的效应。文中用的字句如“三光错行，昭容纲纪。百揆繁会，昭容条理”等等，若把其中“昭容”两字替换掉，几乎是唐人书写中用来形容宰相的口吻。崔日用所撰的序文已经佚失，无法了解内容，但口径必然和铭文一致，因此难以想象墓志和张说的两篇文字是同时完成的。即便《昭容上官氏（神道）碑铭》和《中宗上官昭容集序》未必一定在同一时段内完成，至少也应是在同一种舆论氛围中产生，和墓志体现的氛围有很大距离。
根据墓志，上官婉儿下葬时间为景云元年（710）八月二十四日，即在她死后两个月。墓志提到下葬时睿宗有下诏赠官，墓志盖上的昭容称谓应该是赠官的结果。一种意见认为这一赠官来得稍晚，下葬前未及写入墓志，但后来做志盖时得以加上，而这一赠官和史传提到的“惠文”的谥号都应该是在下葬不久同时颁布。这一看法的主要根据是《唐会要》和《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唐会要》卷八十提到“惠文，赠昭容上官氏。景云二年追赠” 。《通鉴》卷二一〇也说：“（景云二年）秋，七月，癸巳，追复上官昭容，谥曰惠文。”这里《通鉴》胡三省注理解为“追复其昭容之职，而加之以谥” 。根据墓志和上述记载，仇鹿鸣在《上官婉儿之死及平反》（《上海书评》2013年9月22日）中提出《唐会要》《通鉴》中景云二年（711）当为景云元年之误记。我认为《唐会要》和《通鉴》关于景云二年加谥号的记载大体应是可靠的。关键在于景云二年七月才有癸巳日，景云元年七月则没有。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景云二年七月癸巳宣布的是给上官婉儿赠“惠文”的谥号，而昭容之位则早已在景云元年七八月间追赠。仇鹿鸣还根据《旧唐书·崔日用传》等记载提出景云二年七月崔日用已不在长安，所以没有可能撰写神道碑序文。目前的资料无法让我们掌握崔日用离开长安的确切时间，但若神道碑是在景云二年前期撰写，则崔日用很有可能仍在雍州长史任上。即便不在长安，也不能据此断定崔日用一定无撰写的机会。
上官诗集的编纂应该是在加谥前后进行。新近出版的《张说集校注》中，熊飞对这两篇文字的撰写时间做了进一步说明，认为这两篇文字均作于景云二年七月至十月间，即从上官婉儿获得谥号到张说罢相为止。这一看法固然有道理，但张说的两篇文字撰写于上官昭容获得谥号之前也不是没有可能。无论如何，这都应当是发生在景云二年元月张说担任宰相之后。以上官婉儿的地位和文名，由具有文坛宗主和朝臣领袖双重身份、并曾受到上官婉儿惠泽的张说来撰写，的确是最符合当时惯例的安排。郑雅如、仇鹿鸣等学者都认为太平公主是这一系列为上官婉儿昭雪举措的最为积极和有力的推动者，而加谥和编纂集子使这一过程达到高潮。这些举措并不纯粹出于太平公主对上官昭容的旧谊，也是向对手李隆基示威的政治安排。我基本赞同这些分析。需要补充的是，景云二年是太平公主和李隆基权力之争加剧的时期，但表面上仍是互有进退。景云二年二月，李隆基以太子身份监国，随后太平公主被调离长安，到蒲州安置。但四月间形势出现微妙变化。可能迫于太平公主的压力，李隆基不得不以急于从师问道为借口要求“让政事”，竟获得睿宗准许（见《唐大诏令集》卷三十《允皇太子奏让政事诏》，此条与《通鉴》卷二一〇载睿宗景云二年四月戊子日颁布的“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的制书有所矛盾，说明当时情势的错综），于是五月太平公主便被召回长安。至少在表面上，支持她的集团又显得更为强势。在此当口她再度推动为上官婉儿昭雪，应该有重要的个人和政治目的。不过这可以解释为何有加谥和编集等等的安排，却不能充分说明张说在他的两篇作品中选择的书写策略。这是此文接下来要略加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