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婉儿|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 五 )_上官婉儿|唐玄宗|太平公主|唐

从上官婉儿墓志到张说等撰写的《中宗上官昭容集序》，中间相隔不过一年，上官婉儿在官方舆论中的形象就出现如此显著的变化。解释此种现象不能只从日常政坛斗争这一角度找原因，还应在这一时期统治理念的蜕变中找到语境。可以确定的是，墓志提供的形象纵然不完全是掩饰，也是非常片面的。造成这一形象的原因不难解释。当时上官婉儿名誉的恢复，虽有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的政治妥协等因素，也和睿宗登基后平抚朝野的动机有关。比如依附韦氏的重臣韦巨源和上官婉儿情形就有些类似。韦巨源也是在唐隆政变中为乱兵所杀。关于他谥号的争议亦发生在景云元年（《唐会要》卷七九谥法上）。当时主持谥法的太常寺要给韦巨源“昭”这一谥号。在唐朝礼制中，“昭”意味“圣文周达”和“明德有功”，是很高的评价。这一建议遭到户部员外郎李邕的强烈反对。李邕反对的依据就是韦巨源和韦氏集团的密切关系。有意思的是，李邕在驳议中特别说韦巨源依附韦氏，罪行确凿而严重，幸亏“太平公主矫为陈谟，上官昭容给草遗诏”,相王也就是此刻的睿宗才得以辅政（《册府元龟掌礼部谥法一》）。尽管李邕的驳议赢得舆论支持，韦巨源依然获得“昭”的谥号，可见睿宗急于寻求政治稳定的意图。上官婉儿在景云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前获得的追赠也应有这种背景。此时尚处于情势稳定之初，而韦后、安乐公主之后女性政治的问题仍显得敏感，因此墓志的撰者选择了一种低调而稳妥的宣传模式，即将婉儿形容成一位有先见之德却又只能被动接受政治命运的无辜者。从当时的政治伦理的角度，这恰属于“政治正确”的书写策略，既能博取朝野的同情，又能将婉儿从女性参政的恶名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这是再造她形象的初步努力。
这种低调的处理不久就开始被高调的宣扬所取代。李邕驳议中提到上官昭容草中宗遗诏，说明这一功绩已经进入了当时朝野的舆论，成为不能否认的事实。这应该也是太平公主能为她说话的一个关键的公开理由。但这并非使上官氏的身影重新变得高大的唯一原因。“惠文”这一谥号不仅仅是对婉儿最为突出的成就的一种肯定，还是对她的形象的一种大幅度提升。张说的文章是这种提升更具体的表现。郑雅如在评介这种对上官婉儿的褒扬的影响时说：
由于文学与文治不论是作为政治的妆点或核心价值，自唐代以降持续为统治阶层所重视，上官婉儿辅政推进文学与政治的结合，符合后世价值趋向。因此婉儿不似韦后或太平公主徒留负面评价或被历史遗忘，其身影甚至超过男性，成为象征国家文风兴扬、优礼词臣的文化符号。（《重探上官婉儿的死亡、平反与当代评价》，第143页）
张说的序正是将上官婉儿变成“象征国家文风兴扬、优礼词臣的文化符号”的重要工作。但这项工作目的并不只是为了上官婉儿，也是为倡导以“文”为核心的新统治理念所作的整体努力的一个部分。就在他撰写这篇序文前不久，也就是景云元年，张说为政坛盟友和重要文臣卢藏用写了《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神道）碑铭并序》。卢藏用是隋代文坛宗主卢思道的玄孙。在这篇神道碑中，张说明确指出像卢思道那种“精微入虚无，变化合动飞”的文才“非学徒竭才仰钻之所逮”，讲述卢思道如何凭借他的学养和文辞成为“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的“文伯” 。这和对上官婉儿才能和贡献的定位是一致的。该文当然是借颂扬卢思道来恭维卢藏用承载的“斯文”传统和“一家垂范”的文脉，卢思道之于卢藏用正如上官仪之于婉儿，但也是在对“文”的谱系作出新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