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婉儿|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 二 )_上官婉儿|唐玄宗|太平公主|唐

不过文笔平庸并不表示这篇文字就缺乏意旨。墓志和张说等关于上官婉儿的撰作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墓志虽也赞扬婉儿的文学之才，说“婕妤懿淑天资，贤明神助。诗书为苑囿，捃拾得其菁华；翰墨为机杼，组织成其锦绣”，却丝毫未提到她的这种才华在政治中的运用及其重大影响。通篇表彰的口径与当时赞扬一般命妇在性质上差别不大。单就对婉儿生平的了解而言，这篇文字提供的信息其实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史家已有的认识。但就婉儿在宫廷日常政治中的形象而言，墓志的确描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情状。特别是下面一段，说中宗神龙元年上官婉儿被册为昭容之后：
韦氏侮弄国权，摇动皇极。贼臣递构，欲立爱女为储，爱女潜谋，欲以贼臣为党。昭容泣血极谏，扣心竭诚，乞降纶言，将除蔓草。先帝自存宽厚，为掩瑕疵，昭容觉事不行，计无所出。上之，请擿伏而理，言且莫从；中之，请辞位而退，制未之许；次之，请落发而出，卒为挫衂；下之，请饮鸩而死，几至颠坠。
这段用罕见的“上之”、“中之”、“次之”、“下之”这种奇特句式来表述的确显得突兀。内容是将婉儿纯然描绘成一位彰显后妃之德的典型。上官婉儿看上去像被动、哀婉而深明大义的烈妇，步步抗争，却又只能步步退让。这段描写究竟含有多少真实性当然无法确知。宫闱政治往往瞬息万变，学者若根据零碎的资料去揣测无异缘木求鱼。不过文献的蛛丝马迹告诉我们，这样的细节或不至于完全空穴来风。《唐大诏令集》中有《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是上官婉儿守丧之后，中宗在景龙三年（709）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复她时下的制书。里面说她“谠议日闻，屡援楚笔；忠规岁纳，方轻汉辇” 。这类字句出现在很程式化而又字句斟酌的嫔妃起复诏书里，或有所指涉。而上段文字刻意强调上官婉儿不惜以死抗争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宗听信了韦后和“贼臣”的进言，要立爱女安乐公主为储（史书记载的所谓皇太女）。婉儿劝中宗及早下制书（“纶言”）消除隐患。问题是怎样的制书才能消除隐患呢？比较大的可能就是作者暗示神龙三年李重俊政变失败之后，上官婉儿曾劝说中宗宣布立后来成为睿宗的相王为储或由相王辅政。事实上这样的制书并未出现，那么为何这里要强调这一点。我认为关键在于上官婉儿固然自武则天时代就以在宫内处理文书的方式参与机要，但只有到了中宗即位后才真正以在内廷草诏的方式掌控政事，而且明确如《唐会要》卷五七翰林院条记载：“上官昭容在中宗朝，独任其事”（《旧唐书后妃传》中的《上官昭容传》等记载也说她在中宗时“专掌制命”），这在当时应是公开的事实。草诏权的垄断使上官婉儿实际上成了中宗的喉舌，或者在部分公众的印象里也早已是韦后的喉舌。假若真有拨乱反正的“纶言”，也多半会出自上官婉儿之手。虽然中宗死后，在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的默契之下，婉儿在中宗遗诏中加入了相王辅政的字句，但中宗生前迟迟未出现这种情况，难免会让人猜疑上官婉儿的立场。因此墓志必须以如此色彩强烈的叙述为婉儿开脱，说她从请求中宗制止韦后、安乐公主等的阴谋开始，到要求辞去专掌制命的责任，到要求出家。在这些努力都失败之后，她只得饮鸩明志。总之将责任都推给中宗。郑雅如指出神龙三年七月太子李重俊政变虽失败，却使武氏势力遭到重创，从而导致上官婉儿与韦后集团渐行渐远，而太子之位的悬而未决，加剧了朝堂权力的竞逐。在与本人的讨论中，孙英刚也指出，神龙三年政变导致许多人暗中改换政治面目，向力量强大的相王和太平公主集团靠拢。这些意见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也就是上官婉儿有很大的主动性，但墓志对她的处境做了纯然被动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