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绅士家族的经济成长：以湘乡曾氏为例( 三 )_曾国藩|中国近代史|道光|咸丰

道光二十年曾国藩在翰林院“散馆考试”后被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从而正式步入仕途。清代实行薄俸制。曾国藩这样的七品京官年俸不过四十五两，京员例支双俸，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以及公费少许。经将禄米公费折银计算后，全年正式收入为合计129.95两。
然而由于体制排场需要，京官日常衣食起居水平远高于平民，因此支出远大于收入。具体分析《湘乡曾氏文献》中存有的辛丑年（道光二十一年）完整账簿，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衣食住行及文化消费各项，共花费620.83两。这样算来，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赤字为490.88两。因此在京官初期，曾国藩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甚至在成为高级京官之后，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升补礼部右侍郎，收入回略有增加，然而仍然有巨额债务无法偿还，以至无法回家省亲。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帐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
曾国藩京官前期，每年都会借上几十两银子寄回家中，做“堂上大人”的“吃肉之费” 。在升为侍郎后，通过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家信推断，每年寄回家的银两在一二百两之间。
在结束京官生涯成为湘军统帅之后，虽然曾国藩掌握了巨大的经济资源支配权力，但他每年接济家里的数额比京官后期为少，通过分析家书，我们发现他带兵前几年，每年寄回家中的银两，大率在一百两之数。
甚至在晚年成为两江总督，拥有了更多的收入之后，曾国藩接济湘乡家中的数额仍然不大，分析家书日记等资料，每年不过二百两左右。曾国藩晚年曾对赵烈文说过这样的私房话：“（曾家）亲族贫困者甚多，虽始终未一钱寄妻子，但多年为官，心中不免缺憾。”
因此，总括曾国藩为官生涯，湘乡曾氏家族从他那里获得的直接经济帮助十分有限。这在明清社会中，属于个例，并非常态。因为曾国藩在“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发出这样一番誓言的背景，是入京为官的曾国藩以“学做圣人”作为人生目标，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正是理学提供的“意志万能”理论，支撑着曾国藩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抵御住了种种诱惑。
曾国藩的“灰色收入”
不过，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 。一方面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另一方面，曾国藩终生对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都十分尊重，庆吊往来，礼数周到，很少做“特立独行”之事。因此一生之中，他也获得过一些“灰色收入” 。
第一次是京官期间出任四川乡试主考。清代政治体制中为京官特别是翰林们提供了一个摆脱贫困的管道是“得差”，即被派到外地办理公务。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曾国藩获得了四川乡试正考官的派遣。作为一省的正考官，这次任务所获收入曾国藩记有账目。现存账目部分内容如下：
入银数：
四川省城
公项二千四百两。
制台百两。（宝）
藩台百两。（潘）
道台吴（珩）百两。
道台张百两。
领盘费四百两。
内帘十二人共五百一十三两。
首县轿银四十两。
魏祝亭五十两。
张赞周二十两。
刘遐亮百两。
将军五十两。
周荔农五十两。
贺美恒四十两。
黄宝斋四十两。
贽敬共五百零。……
可见，公项程仪是二千四百两，十二名房官公送五百一十三两，门生贽仪五百两。国家法定路费四百两。其他官员个人所赠九百三十八两。诸项共计四千七百五十一两。这仅仅是四川一地所收，西安、保定等地官员也不可能一无所馈。加上节省的途费，曾国藩此行收入当在六千两左右。除了银子，还有实物。曾国藩账中下一部分内容就是“入财料数” 。从四川回京后，曾国藩他寄回家中六百两银子，用于还家中所欠。同时，又拿出四百两赠送族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