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绅士家族的经济成长：以湘乡曾氏为例( 四 )_曾国藩|中国近代史|道光|咸丰

曾家第二次获得曾国藩名下的大额金钱是他领军时期。《曾氏三代家书》中有一封曾国华写给曾国潢的信，日期是咸丰六年三月初一日。信中这样说：
纪泽姻事，家中无钱可用，大兄有钱一万两在李迪翁处，弟嘱其送寄我家。
这封信的发出地点应该是湖北。盖咸丰六年之初，曾国藩被围困于江西，与湖南、湖北皆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家书都不得不用隐语蜡丸，化装潜行。二弟曾国华赴湖北诣胡林翼，要求帅兵往救。曾国华在金钱面前，远没有曾国藩那种避之如仇的坚定意志。当他到了湖北，得知曾国藩在李续宜（李迪庵）处积有万两白银后，毫不犹豫地决定致送回家。借口之一是曾纪泽结婚要用钱。此时据曾纪泽婚事，还有二十天。
因为曾国藩不要钱之语说得如此之响，所以曾国华此次送钱回家，做得不声不响，而当此之际，曾家确实非常困难。一是以前曾国藩每年还较为稳定地寄回家里一二百两，从军之后此项不增反减。二是曾家前后经历了祖父、祖母、曾母去世。三是曾国藩回家奔丧不久，在京妻儿家小都回到了湖南老家。曾家几兄弟这些年也纷纷给家族添人进口，曾家人口已经多达二十多人。
曾国潢通过发挥绅士功能所获收入
随着社会地位由平民升为缙绅，曾家社会交往层次大为提升，社交费用和维持基本体面所需要的钱财也大幅增长。比如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去世。虽然曾家不想大办丧事，千方百计“要瞒”，“全不发讣文”，但“自初五起，每日来吊者，三二百人不等。每日十余席，一切皆从薄。初七酉时殓殡，夜深成服。今日又十余席。”十一月十八日曾国潢给曾国藩的家信又说：“家中自十月初五日起，已过吊客千余名，簿载甚详。其送祭嶂，祭彩，奠仪者，另纸抄录呈阅。至大小蜡烛，总以二三百斤计。”县令师梧冈送的蓝呢幛上写的是“福备哀荣”，“周荷台及门丁皆有蓝绫幛。”
因此曾国藩为官不久，曾家欠债已达千两之多。在咸丰七年父丧家居过程中，曾国藩直观了解了家庭经济的困难。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今冬收各处银数百，而家用犹不甚充裕，然后知往岁余之不寄银回家，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
事实上，湘乡曾家在经济上主要是由曾国潢支撑的。曾国潢是曾国藩的大弟，捐监生功名，管理家族事务。正如王先明所说，传统社会以生监为主体的96%左右的绅士沉淀下来，成为基层社区的控制力量。曾国潢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曾国潢充分发挥他的“绅士功能”，将一个乡绅的敛财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乡绅是以社会权威而不是以法定权力资格参与封建政权的运作。在基层社区，离开绅权，正式的官方权力不能独立地运行。乡绅在地方上承担的职责相当广泛，几乎将其“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张仲礼认为“他们承担诸多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有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总之，绅士在其本地区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曾国潢参与的地方事务也几乎遍及上述各个领域。不过，他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出发点是谋取经济报酬。曾国潢在家信中曾这样自述道：
弟捐官之说，是个门头，兄可不必究竟。至若想发财，则是平生愿力。
张仲礼将由发挥绅士作用而获得的收入分为两类。一类是裁断纷争和调解诉讼案件所获“聘用费” 。另一类则是经理地方公共事务，比如修理道路、桥梁、办理慈善事业及地方防务过程中所获报酬，张仲礼称之为“经理收入” 。从曾国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乡绅通常确实兼有这两种收入来源，并且不止于这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