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条|袁世凯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二 )_二十一条|袁世凯|中国近代史

总统拿着一个准备好的小纸条作为发言的依据，他提醒大家，十年前在满洲，中国曾遇到过类似的事件。1904年至1905年日俄在中国境内交战，那时无法阻止日军的行动，只好划出‘交战区’ 。那么，现在也可以划出走廊，日本可以通过走廊进攻青岛，中国不干涉日本在此区内通过，在此地区以外中国仍保持中立。显然，这是应付非常局面的非常措施。总统叫在场的法学家起草划定所谓交战区的文件，以及在此区外保持中立的条例。由于陆军总长说明中国没有准备不能进行长期抵抗，而且总统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方案是当前中国应遵循的惟一切实可行的政策。”(见《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第119-121页) 。
也就是说，在日军已经登陆、中国军队根本无抵抗能力的情势下，袁世凯不得已宣布潍县车站以东为日德交战区域，以西为中立地。然日本方面仍不予置理，反增添大军，进占潍县后，沿铁路进逼济南，不仅占领了胶济铁路全线和沿线各矿山，所有路矿办事之中国员工悉数被驱，全体改用日本人办理，并声称:山东铁路是德国政府直接管理之铁路，为德国国有财产， ……日本为破坏德国之根据地，其占领胶济铁路及占领济南，殊属正当，与中国并无关系云云。中国方面虽迭次抗议，日方毫不理会，及至青岛也为日英联军所占，袁政府乃正式照会日、英两公使，提出撤兵要求，日遂假此大发雷霆，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交涉经过
在接到日方“二十一条”后，袁世凯作为一国总统，对日本提出如此苛刻的条款，是很激愤的。他在1915年1月9日接见其军事顾问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时说:“日本国应以中国为平等之友邦相互往还，缘何动辄视中国如狗彘或奴隶？如昨日置公使所提出各样要求条件，我国固原尽可能予以让步，然而不可能之事就是不可能，毫无办法。”(《日置益致加藤外务大臣电》(1915年1月20日) ，转引自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二卷，第803页) 。
可见，袁世凯最初对于“二十一条”的反感是相当强烈的。情虽如此，袁世凯毕竟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的贫弱，也洞悉日本此举的凶险，故在接到“二十一条”时，袁世凯虽然震惊，但并未怒形于色，而是以外交辞令告诉日本人， “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在日使辞出后，袁将条约文本留下细读。
当晚，袁召集紧急会议，国务卿徐世昌、陆军总长段祺瑞、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等出席。次日至21日，又连续开会三天，详议对策。袁在告知他们日本“觉书”(即二十一条)的大致内容后，指出日本“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于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看待我国，万万不可与他商议。”此后，他便与梁士诒等密商避重就轻的办法。对于“二十一条” ，袁曾逐条批注，整个谈判实即袁的指示进行(例如，对于第一条，袁批为: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对于合办矿业，批称: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对于建造铁路，批称: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对于开商埠，批称: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得)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对于汉冶萍矿厂，批称: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对沿海地区之让与，批称: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对内地杂居，批称:治外法权没有收回之前，不能允与杂居。至于第五号，批称: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