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条|袁世凯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三 )_二十一条|袁世凯|中国近代史

那么袁世凯又是如何掌控交涉进程，其交涉手段有何特征？又该如何予以客观评价呢？根据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档案中的相关资料，通观其谈判全过程，袁在交涉中的外交运作大体如下:
1、施展拖延术，谋求有利于中方的转机。为使谈判能遵行总统的意旨进行，袁世凯在谈判尚未正式开始时，就再度起用了善于应对困难局面谈判的陆徵祥，由他担任外交总长主持谈判，换下了在对外交涉上不那么在行的孙宝琦。对即将开始的谈判，袁的交代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以达“尽量拖延”的目的。对此，陆徵祥心领神会，于是想出了许多计策，与日方展开了周旋(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第122-123页) 。
如在谈判时间上，日本公使日置益要求天天谈，全天谈，以尽快结束，免得引起国际干预(《加藤外务大臣复日置益电》(1915年1月26日) ，转引自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二卷，第804页) 。陆则以事务繁忙、身体不好为由，坚持把日本的天天谈变为每周会议三次，每次下午二时至五时。并在每次会议的开场白后，既命上茶献烟，侍从们稳步慢走，又是点烟又是鞠躬，等到一一敬献完毕，三个小时的谈判时间已变成了二小时了。
在谈判中，陆容颜和气，时常发些模棱两可的意见对某些条款作出妥协，但在某些方面，仍态度坚决，不肯让步。如此反复，这样，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自2月2日正式开始谈判，至4月26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止，历时84天。前后会议25次，会外折冲不下20余次。从谈判时间之长，我们即可看出交涉之艰辛。
然而，一味拖延并不能解决问题，到5月1日，双方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谈判，由于中国的最后修正案仍然坚持对日本所提诸多条款的修改和拒绝(如中方5月1日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中，虽承认日人在南满之居住营业及土地租界权，但不允永租，并要求日人服从中国警章，与华人纳同样之各种税课，且关于土地之争讼，无论中国人与日本人，或日人与日人，均归中国官吏审判；于东部内蒙，则拒绝我合办农业及经营附随工业之提案，且不但要求胶州湾之无条件归还，及参加日德讲和会议，更要求日本政府负担中国因日德战役所生损失之全部，并即时撤废日本因战事之军事设施，先行撤退占领地之守备兵；而对于第五项之各条，则全行拒绝) 。日本终于恼羞成怒，于5月7日向中国下最后通牒。最后通牒固是对中国的极大侮辱，但是也证明了中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的“软磨硬拖”也并非是全然无效的，至少也让日本在国际舆论面前暴露了其狡诈、蛮横和无理的形象，从而在舆论上陷于不利。
2、故意泄露交涉内容，施展“以夷制夷”的方策。依照袁世凯的经验，欧美列强对日本企图独占中国决不会袖手旁观，而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也因担心招致他国的警惕和干涉而要求中方严格保密(程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1-1949)(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11月第1版，第228页) 。袁世凯窥破这一点，有意将“二十一条”条款内容泄露出去，以实现其借助外力以牵制日本的方略。于是，外交总长陆徵祥上任伊始，就走访沙俄驻华公使，将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信息故意泄露给俄国(《俄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1月16日) ，转引自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二卷，第8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