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律师|苏基朗：经济繁荣仅少数人得益不能持久_泉州律师|严耕望|法律|经济学

苏基朗：经济繁荣必须越多人受益越好。只有少数人得益，就不能维持得太久。越多人受益，维持比较长远一点。我的具体题目是研究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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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基朗：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毕业，澳洲国立大学博士。曾执教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在中文大学历任系主任、大学教务长、协理副校长、历史学讲座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等职，现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座教授及学部主任。曾游学剑桥及哈佛。主要编著书籍有《刺桐梦华录》、《中华世界秩序中的权力与身份》、《唐宋法制史研究》、《近代条约港现代化经济范式的反思》及《明清长三角经济新论》等。
苏基朗：国史上有惊人相似的繁荣发展之路
香港科技大学临海而建，苏基朗先生带我在校园漫步，一路欣赏无敌海景，顿觉心旷神怡。他的粤语、普通话、英语都能应对自如，带点口音的普通话讲起来充满热情。作为地道的香港人，苏基朗的学术研究始终关怀中国，而他对历史学的身份认同问题也颇有反思。
苏基朗祖籍顺德，1952年在香港出生。在中学时，苏基朗非常喜欢唱歌，对当时流行的披头士十分着迷。因为家境并不宽裕，苏基朗筹办学费的方法是课余在乐队弹低音吉他。一次偶然的机会，苏基朗读到钱穆的《国史大纲》，大受震动，决定攻读中国史。
1972年，苏基朗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当年系主任是孙国栋，教师中有严耕望、全汉升等名家。苏基朗到了三年级都没有真正听懂严耕望的口音，不过后来严耕望成了他的论文导师。
1973年，余英时从哈佛大学回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校长。苏基朗是历史系学生会的会长，颇有机会向余英时请教。当时香港中文大学经历了一场改制的风波，余英时受到不少明枪暗箭。苏基朗回忆：“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风波，后来好像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当年的风波跟现在香港的风波相比，不算什么。几十年来香港的大学建设，我们已经见到太多激烈的转变。比方说，高锟在任校长时的风波，从中文大学的标准也不算太大了，学生对他很客气，只是冲上台去把他的麦克风拿掉而已。”多年以后，苏基朗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教务长、协理副校长，颇有感慨：“学者做行政，很不容易。过去十年里，我还是逃不了行政，等于是‘服兵役’ 。自己做研究以外，会碰到很多困难。”
在本科毕业后，苏基朗在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严耕望研究古代泉州。1979年，苏基朗远赴澳洲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王赓武，进一步研究泉州。20年后以英文写成《刺桐梦华录》一书，此书副题是：近世前期闽南的市场经济（946—1368）。苏基朗指出，闽南之所以成为10—14世纪海洋中国经济繁荣的代表，主要有赖于海港城市泉州的出现。泉州当时在海洋中国的地位，相当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与七十年代的香港。在《刺桐梦华录》中，苏基朗颇具“问题意识”：“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即在12世纪和20世纪末，中国有着惊人相似的繁荣发展之路，这都是由于中国海外贸易机遇的激增而带动的。事实上，不管是12世纪还是20世纪末的繁荣，都归因于国家积极的开放政策。闽南的跨部门多元繁荣在国家权力地方化之后已变得难以为继，即使在蒙古人南侵之前就已如此。元代外族管治下的经济繁荣，也没能带来持久的和平。新世纪的海洋中国，能否因为持久的积极政治氛围带给市场的自然力量一个机会，而取得更佳的表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