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律师|苏基朗：经济繁荣仅少数人得益不能持久( 四 )_泉州律师|严耕望|法律|经济学

时代周报：香港的精神里面有两个很重要，一个是自由，一个是法治。回归15年后，法治的精神还一直延续下来吗？
苏基朗：从法律专业的人来看，很多人的看法有一点悲观，好像我们的法治精神有一个危机。我不敢说我们现在的法律教育越来越差。现在50岁的法律精英，30年前接受法律教育，那是精英教育。当年读法律的人很少，毕业进来做律师的也很少。2000年以后，在香港做律师的人数比以前多得多了，他们的教育跟以前的就不可能一样了，法律专业的人能不能维持某一种精神、某一种素质？我的看法永远是从教育入手。而教育就是唯一维持这批人的素质的办法，潜移默化的专业教育能建立起一种自尊心。
时代周报：你的研究，是从研究泉州的地方历史，然后变成经济史，后来又研究法律史。这里面有没有相通的地方？
苏基朗：完全相通的。我研究泉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中国这样穷？在1970年代，这个问题绝对要问的，而且在经济史里面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一百年来没办法把经济搞上来？为什么香港可以稍微好一点？为什么台湾会起飞？这是从经济史的出发点。第二个原因也可以说跟我作为香港人有关，我跟泉州没有家乡的关系，但是香港也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港口，所以我也看历史上另外一个港口的历史。我看1970年代香港的经济刚刚起飞，还不知道后来会怎么样。也可以说，我不是直接研究香港，但我的心是在香港，我的问题是问整个中国。
所以，后来我去澳洲，开始搞经济史了，这两个问题就可以慢慢地进去研究了。我当时研究经济的发展模式有不同的阶段：怎么起飞，会不会衰落？后来，加了法律的问题，我的出发点就是一个正义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法治不健全呢？前面是问为什么中国这么穷，后来不穷了，但是为什么法治还要健全？到后来问题就复杂了，西方的说法，凡是不穷的地方，都是市场经济的。我研究市场经济：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情况下的市场经济。我已经研究泉州，是10世纪到14世纪的市场经济。再看下去，明末到清中叶的松江府，就是现在的上海了，看松江府的棉纺织业，以前就是说资本主义萌芽。下面再看下去，就看晚清、民国的条约港。晚清、民国才有不平等条约，就有条约港，就变成跟西方有关的市场经济。后来发现经济跟正义完全是分不开的。我学了西方法律以后才明白，原来这两个东西是分不开的。还有另外一块就是贪腐问题，贪污就是经济跟正义的问题。我们要求的是要有正义，挣钱是正当的。法律跟经济、正义都是配合起来。同时，我受王赓武先生的影响，对身份认同的问题愈来愈敏感。海外华人就是身份认同问题，中国历史上也有华夷之辨，这个问题也不易梳理清楚，不同时代有不同说法。比如，一个匈奴人有些时候可以说是华，有些时候不是华。中国文化、中国式的法治，什么是中国式？这些都成为我需要不断讨论的问题。
时代周报：为什么你的问题意识中对经济繁荣与贪污现象特别关注？
苏基朗：我要说明的是经济繁荣必须越多人受益越好。经济繁荣只有少数人得益，就不能维持得太久。越多人受益，维持比较长远一点。少数人垄断会出大问题。既然我研究法律，研究经济，两者是不是有交叉？经济跟贪污是有一些交叉的，我的具体题目是研究张居正。张居正的政治生涯是要把吏治搞好，就是把贪污治好。可是，他死后被定罪成一个贪官。我后来想了一下，又找了英国的培根。谁都知道培根是哲学家，但培根当年也是司法部长，反正是政府里面第三位，国王、首相之后就是他了。他的贪污案很轰动，最后判他有罪，英国上议院、众议院都作了审判。国王是跟他比较兄弟了，说他有罪就退官算了，所以只是免官而已，一块钱都不要罚，他过了五六年才死。所以，那五六年里面，他写了很多有名的东西，如果他不贪污，不给人家揭发出来的话，西方的哲学界可能还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