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律师|苏基朗：经济繁荣仅少数人得益不能持久( 二 )_泉州律师|严耕望|法律|经济学

1982年，苏基朗完成博士论文，回到香港树仁学院做学生管理工作，兼教历史，后转到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现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座教授及学部主任。苏基朗专攻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历史地理及中国法制史。其著作《唐宋法制史研究》也深具“中国关怀”：“中国八十年实践的经验已经清楚证明，外来文化不管听起来多动人和理想，若不能在传统文化内找到转化、整合和承传的起接点，终究无法为日渐融入国际社会的现代中国带来全面现代化的出路，为饱历忧患的中国人创造精神和物质上的新前景。这点在法制问题上可能更为迫切。正因为这方面以往研究不足，我们对中国传统的理解中，法制或是最薄弱的其中一环。故此今日谈法制史，自有今日的时代意义。”
在学术研究以外，苏基朗对音乐的兴趣后来转向古典音乐，曾参加过一个香港声乐团。平时，他喜欢打网球。近年，苏基朗对文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他发现一些在现实生活的感受，如果写成一首诗，便可大致明白，但如果用论文来分析，反而表达不出来。
严耕望和余英时的学术影响
时代周报：你在新亚学院历史系读书的时候，主要的学术兴趣在哪方面？
苏基朗：我在中学对西方历史、国际关系非常有兴趣。我进大学，本来是预备读世界史。我以前没有看过钱穆先生的书，在中学考试成绩最高时，我得到的礼物里面有几本书，其中有英文的字典，还有一本《国史大纲》。我看完了钱先生《国史大纲》以后，觉得有很多心里话写在上面。我说：我要念中国历史，不读世界史。进了大学以后，我还是以中国历史为主。很奇怪，大一，我最大的兴趣是军事史。男生对打仗有兴趣。我交的中国通史的作业是对《旧唐书》、《新唐书》做比较一手的研究，是唐太宗打的最后一场仗，征辽就是征高丽，过了辽河是高丽。唐太宗最后已经是天可汗了，他为什么还要亲征？他打得很不顺利，第一座城打了三个月，打不下来，退兵。他回来以后有一句话：如果魏征还在生，他一定劝我不要做这个事情。这一句话很多人都记得，原来就是讲这个事情。
我跟了余英时先生以后就觉得思想史很有兴趣。二年级、三年级主要还是看思想史，加上辅修哲学，故此对思想比较有兴趣。到四年级，余先生就回到美国，所以我四年级就转了跟严耕望先生，严耕望先生是研究政治制度史、历史地理，我就转到另外一个方向。
后来硕士班的时候，我跟严耕望先生从念政治制度史转到了历史地理。这也跟他一样，他原来也是研究政治制度史，可是后来转到历史地理。两者不是不相关，但是重点有一点不一样。
时代周报：余英时纪念严耕望那篇《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中有一个细节，余先生曾经问钱穆先生，过去教过的许多学生之中，究竟谁是他最欣赏的。钱穆先生毫不迟疑地说是严耕望。余先生认为严耕望先生是中国史学界朴实的楷模。你跟严先生读书感受如何？
苏基朗：绝对是这样。你一看他的书或者跟他谈话，马上就可以知道他是朴实的典范。我当然是非常幸运，可以跟着严先生，但我只能学到一点点，这里面有能力的问题，也有性格的问题，也有机遇的问题。
时代周报：你读历史是因为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的影响，后来跟了钱先生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严耕望先生，一个余英时先生。
苏基朗：真是碰巧。我以前没想过，后来觉得是一脉相承。余先生跟严先生是很不同的风格，但是背后可以看到钱先生对他们都有影响。他们两个人对我的冲击来说，真的很难说哪一个比较高、哪一个比较低，我后来做学问、做研究的路，有一些是余先生的，有一些是严先生的，他们的东西没有矛盾，只不过重点不一样。比如说跟严先生的时候，我们做的是考证，不讲义理、理论。我在四年级的时候，就不搞思想史，转向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史。当时的想法是：我先去做一些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40岁以后再回来搞思想史。40岁以后，我不是回去研究思想史，而是回去研究法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律的思想，法律的文化，背后是宏观的理论，文化的问题，很多东西是思想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