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律师|苏基朗：经济繁荣仅少数人得益不能持久( 三 )_泉州律师|严耕望|法律|经济学

泉州与上海、香港曾经一样辉煌
时代周报：你的硕士论文是研究泉州，后来去澳洲国立大学跟王赓武先生，也是研究泉州。为什么如此关注泉州？
苏基朗：我对这个题目的兴趣是社会经济史。我们在新亚书院也有另外一位先生是全汉升，他是研究社会经济史的著名学者。当时我帮他上辅导课，是他的助手，我是从帮他上课时发现这个题目的。因为学生提问题，我没办法答，书上的答案，我自己觉得不满意，后来就变成我研究的题目。我本来是用一些历史地理的做法，就是希望把泉州的问题搞清楚。我跟着严先生做研究，论文里面一大部分是做交通的考证，完全用他的那一套方法。做完以后，发现没有解答一些历史的问题。后来去了澳洲，王赓武先生又不一样了，而且在外国用英文写论文就不能光用考证了。光是用考证也不易拿到一个学位，总要谈宏观一点的理论。硕士论文是考证为主，最后博士论文是变成经济史的研究，讲经济发展不同的阶段里面有些什么变化，原因是什么。
时代周报：泉州在历史上的地位很重要吗？
苏基朗：当年我们都知道泉州在中外交通上非常重要。等我的英文书出来，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定位：泉州在12—13世纪的时候，在中国沿海的地位相当于1920年代、1930年代的上海，1970年代的香港。我后来在书里谈了很多当地文化的问题，包括了跟外面世界接触，泉州在海外贸易里，是中国跟外面文化接触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上海、香港也一样，说不定上海再过十年有可能像在1920年代、1930年代一样辉煌。
时代周报：你在澳洲如何继续研究泉州？
苏基朗：我在澳洲待了差不多三年，中间有六个月到中国内地跟日本去做研究。1980年我到了内地，大概待了三个半月，第一次真正去泉州。那个时候，泉州跟对外的交通很差，没有什么发展，保留下来的东西稍微多一点。一旦开发，很多东西就没有了。现在去泉州的话，可能我当年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拆掉了。
时代周报：1980年去了泉州，实地的考察对自己的论文研究有很多帮助？
苏基朗：我们研究历史地理，以前在书本上都做很多考证，但问题是还得到那个地方去看一下，感觉不一样。
时代周报：中国古人就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
苏基朗：对，泉州有清源山，我找人带我爬到山上。从山上看，比较重要的地方稍微感受一下。很奇怪，很多问题不是看了就有答案，但是看了有感觉。以后再慢慢讨论，再建立一个理论的时候，那种感觉有帮助。
时代周报：你还去了日本做这方面的研究？
苏基朗：因为当时很多材料还是在日本。研究中古的时候，我们很多古书都来自日本，在中国反而没有。泉州跟日本有很多贸易交流，很多中国陶瓷输到那边去，后来发掘出来，所以很多考古的东西就得从日本那边着手。福冈市当年建筑地铁，挖出很多外面来的陶瓷，猜想是中国来，但不知道是从中国哪里来。我去日本，来到地库下面，他们把一箱箱东西给我看：陶瓷是从中国哪一个地方来，哪一个窑子。
“经济繁荣须越多人受益越好”
时代周报：你研究中国法制史，发现历史上中国与西方的法律如何进一步接轨？
苏基朗：引进西方法律基本上是到晚清了。明清以后受西方影响，但法律受影响还不是那么多，主要是传教士带进来的。中国的立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对以前是排山倒海，立法的量非常多。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法律的建设好像又建筑了另外一条长城，主要还是各级的立法，不单是国家法，还有部委的很多法规、条文。所有的法规的有效运用都是法律，量是不得了。法律总是要实行的，不但是立法要有人，还要有执法的人。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跟法律有关。从广义来说，法律教育的建设方向应该如何？中国太大，每一个县里面都有法院，里面都有法官。这些法官的素质是不是每一个都很好，这就是专业法律教育的问题。在很短时间里面突然训练这么多律师，如果用西方标准来说，中国律师的人数不是很多。但问题是，律师多了也没用，素质一定要好。这在很多地方都碰到困难，比如说，日本都碰到困难了，很多西方学者对日本有一个批评是他们的法律专业人士太少，中国以前是同样的情况，就是律师考试的及格率很低。以前中国律师专业资格考试及格的人很少，那样的话，供应就不够，后来他们开始引用了美国的制度，增加了及格的人数，但素质就有问题了。这真的是摸着石子过河，到现在还有很多东西要一步一步再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