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雷颐：清朝先后受困于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_雷颐|清朝历史

雷颐：我的几本书实际上谈的就是清王朝怎么错过一次又一次机会。我觉得清王朝的教训是，开始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愚昧，后来则是利益集团占了很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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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史料说话，思想循环
1978年，中国刚刚恢复高考，雷颐就参加了考试，进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学习。他一开始怀着文学创作之梦，报的是考古专业，因为可以经常走出校园，好积累社会经验搞文学创作，结果因分数不够被第二志愿历史系录取。原本心有不甘的雷颐最终真的对近代史有了兴趣。中国近代史研究因此多收获了一位学者。
80年代，各种思潮讨论不断，雷颐做的研究都和现实有关，他试图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讨论拿出来，跟现实问题相比较，找出可资参考之处。让他感叹至今的是：过去大家讨论过的议题，为什么没有完全成为历史？
1978年，大学梦
雷颐小学还没毕业， “文革”就开始了。漫长的青春岁月里，读书成了一件最奢侈的事情。但是读书对他来说，好像是一种天生的爱好。举目都是革命指导、语录选读，他仍然有办法找到书读。
为了辅导人们学毛选，会有一些介绍背景知识的辅导书，雷颐就从这些边边角角的革命辅导书籍里吸收一点知识。有一本书让他印象深刻，叫《毛主席著作中的成语解释》，因为自己没学过古文，他就从那里面学成语。到了“文革”中后期，官方提出要学马列著作，因为马列著作里引用的典故和中国相隔得更远，又出了一些辅导书，里面有希腊传说、但丁的《神曲》这些内容。领袖批判的内容有时候也可以读，以便理解之后更好地批判，于是雷颐有机会读列宁批判过的马赫，马克思批判过的黑格尔。此外“文革”之前还有一些社会科学的书也被雷颐找了出来：海涅、德国宗教历史、汉唐佛教思想研究。当然，还有一种能被光明正大阅读的书籍：鲁迅著作。
雷颐就这样找到书便读，不懂也拼命想弄懂，大段大段地摘抄、做笔记，在部队的时候也拿本书盖上报纸偷偷地读，像当时的很多知青一样，听说有一本好书就跑好几里地去借。他甚至连写信都受到读书的影响。读鲁迅的时候写出来的信都是半文不白的，读欧洲作品的时候写信都是长长的欧化的句子。他至今还能流畅地背诵出马克思引用《神曲》说的话：“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粉碎“四人帮”之后，几度传言要恢复高考。到了1977年底，终于正式下发了恢复高考的通知。雷颐赶紧从部队复员去当工人，白天做车工，晚上复习。雷颐的父亲是学建筑的，在那个年代，他认为社会科学都是虚的，真正应该学的是数理化，只有科技是有用的，于是一直劝他考个理科专业。但是因为自己平时读的都是人文书籍，雷颐早就想好了要考文科的专业：“我自己有把握，我知道考个文科肯定能考上，只是学校的好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