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雷颐：清朝先后受困于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 五 )_雷颐|清朝历史

时代周报：有了这种经常的公共讨论之后，出来一个词叫“公知范儿” ，一开始这是一个好词，但是后来很多公知在讨论中暴露了很不好的一面，大家失望之后这个词现在有点贬义了，反而人们说民国时候知识分子的讨论是很讲讨论规则的。
雷颐：民国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们的讨论，都是笔战，正式在报纸上发表的，那时候没有网络。但是网络上的话往往比较随意，你没有办法把网络随意的发言和正式的文章来对比。在网络里恐怕还应该通过自己努力来净化言语。
中国过去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有点文化的就是知识分子。在西方观念中，知识分子是intellectual ，这个词本身就是有公共关怀的人，有“公共”的含义，不然你只是有专业知识的人，可能是医生、律师，当一个人超出自己专业来关怀整个社会问题，这才是知识分子。
越来越喜欢以小见大
时代周报：你这几年的书，好像越来越强调个人的东西，个人的经历、性格，对历史的影响，切口越来越小。
雷颐：我越来越喜欢以小见大。我曾经写的什么辛亥革命前的人道主义思想，都是大题目，现在喜欢从一些小事反映大的主题，真正做透了就会发现背后有很复杂的一些东西。研究越来越深入才会这样。
时代周报：一般人们会觉得个人史更强调偶然性。你会考虑偶然性和必然性哪个在历史中更多的老问题吗？
雷颐：必然论最极端的是拉普拉斯的历史预成论。他觉得人类历史的一切展现出来只是最开始一个小胚胎蕴含的、只是一个种子长开的过程，不存在偶然性。我是不太赞同的。我觉得从历史事件来看，我更愿意说这是因果性，这里面有一个概率，从大趋势来说确实有哪一种可能性更大的问题，但是很难说是偶然还是必然。
时代周报：这几年近代史越来越热。人们最好奇的是中国为什么会错过那么多机会？
雷颐：我的几本书，包括《走向革命》、《面对现代性挑战》，实际上谈的就是清王朝怎么错过一次又一次机会。我觉得清王朝的教训是，开始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愚昧，后来则是利益集团占了很大因素。
时代周报：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现代化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雷颐|雷颐：清朝先后受困于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雷颐：鸦片战争让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进程，各国的进入现代化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现在我不太用现代化这种说法，我更喜欢用现代性这个词，现代性就还包括个人主义，包括对人的尊重这些。这是一种权利。你不能够强迫别人进入，像哈耶克说的，这是自由秩序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