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斥“夹阴伤寒”缪论 此病根本不存在( 五 )
在现代医学没有揭示这些真相之前 , 也只好由得中医们胡思乱想、随意猜测 。而现代中医们面对事实却往往辩解为不能用西医的思维和标准来理解中医 。这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西方和东方的问题 , 而是真假和是非的问题 。中医的概念从经络到脏腑到六淫外邪全是虚拟的 , 关于外感热病的病理生理则全是想象臆测的 , 毫无事实根据 。现代医学则完全是实证的结果 , 每一条结论都有板上钉钉般的证据 。如疟原虫钻入红细胞的过程甚至可以用高分辨微镜技术进行拍摄 , 可谓铁证如山 。现代医学与中医的可信度根本不可以相提并论
一种医学 , 如果它对疾病的病因、传播途径、病理生理等全然靠想象推测而得出 , 它会是可靠的吗?基本理论不可靠 , 以其为根本依据进行的临床“辨证”会可靠吗?再以“辨证”为根据进行的“施治”会有效吗?
四、辨证蒙治
《伤寒论》最伟大的“成就”(其实毋宁说是罪过)是确立了“辨证论治”的法则 , 并从外感热病扩展到一切疾病 , 成为万世不易的临床诊疗纲领 。这种法则撇开了疾病的本质 , 使得后世中医不再费心费力去探索疾病真正的病因和病理 , 而是只需沉浸在“伟大、光荣、正确”的“法则”里 , 作纯粹主观的思辨玄想 , 使医学沦落为算命术 。张仲景罪莫大焉!
从历史事实看 , 《伤寒论》出现后对中国瘟疫的防治并没有起到任何实质影响 。瘟疫依旧史不绝书 , 死亡依然触目惊心 。从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 , 共发生大疫238次 , 平均两年就有一次 。尤其明末清初的大瘟疫 , 惨烈程度尤胜于东汉末年 , 死亡在2000万以上 。从历史记载中 , 我们看不到在任何一次瘟疫流行中 , 有任何名医以神妙的医术大大降低过死亡率 , 更不曾有任何“上医”以传说中的“治未病”神术防止过瘟疫的发生 。这种情况持续到现代医学进入中国才发生根本改变 。
1910年12月 , 东北肺鼠疫大流行 , 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39679人 。时俄、日均以保护侨民为由 , 以兵要挟 , 欲独揽防疫工作(对我中华上医的不信任) 。清政府作出英明决策(说不定是他们作出的唯一英明的决策) , 派出纯正西医博士伍连德(剑桥出身)为全权总医官主持东北防疫工作 。伍连德时年31岁 , 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 。他深入疫区调查研究 , 追索流行过程 , 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 , 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伍连德的成功说明 , 在抗生素和疫苗发明之前 , 面对大爆发的传染病 , 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控制传染源 , 切断传播途径 。即使在今天 , 这仍然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
假设没有现代医学 , 张仲景们对病人一个一个进行辨证再施治 , 就算治一个好一个 , 又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能精确辨证的神医?清代温病学被奉为《伤寒论》的发扬光大 , 但是并无实质进步 。如叶天士创立的以卫气营血作为辨证论治纲领的理论 , 与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一样不知传染源和传播途径 。
古人想不到天地间还有一种看不见的“邪”叫做“微生物” , 他们在病人身上用虚拟的经络、营卫、三焦辨来证去 , 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瞎折腾而已 。折腾出再多的学说、再多的学派、再博大精深 , 还是一钱不值 。而现代中医在科学证据面前仍然胡辨乱证 , 如果不是蓄意欺骗则只能视为愚昧至极 。
难道说《伤寒论》就一无是处?“辨证施治”虽然对瘟疫的整体控制无能 , 对患者个体的治疗难道也无效?
根据推测 , 张仲景时代主要的“伤寒”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 , 仅以此病为例进行如下分析 。流行性出血热临床上表现为五期经过 , 即发热期、低血压休克期、少尿期、多尿期和恢复期 。但是并不必然经过这五期 , 有些病人前期表现轻微 , 仿佛直接进入多尿期;同在发热期也表现各异 , 并不都表现出全身酸痛、头痛、腰痛、眼眶痛 。该病一个显着的特征是发热消退 , 给人以疾病康复的假象 , 而接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危险 , 如休克、肾衰竭、电解质紊乱、继发消化道大出血、继发感染等等 。第二个假象是休克、少尿期度过 , 似乎危险已经消除 , 但实际上死亡多发生于随后的多尿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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