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剑钊对俄罗斯作家而言，文学是通向真理的道路( 六 )_契诃夫“金色俄罗斯系列”第二辑

新京报：上世纪初叶到五十年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曾得到极其广泛的阅读。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大概有哪些方面？后来“俄罗斯文学热”渐渐冷却，冷却的原因有哪些？

汪剑钊：中国最早接受俄罗斯文学从鲁迅那代开始，以俄为师，以同情小人物，关注弱小民族为切入点，也就是说俄罗斯文学中的伦理性关怀和政治意识较多地被引入。50年代是中苏关系蜜月期，当时几乎一边倒地译介俄罗斯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以至于某个阶段，所谓的外国文学几乎成了俄苏文学的代名词。冷却的原因，一是中苏关系恶化；二是改革开放后，大量欧美作品引进挤占了俄罗斯文学的位置；其三，五十年代不加选择的翻译，也引入了很多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俄罗斯文学的声誉。

版权制约了俄罗斯当代文学引进

新京报：现如今，英美、西语的当代文学作品可能更受读者欢迎，影响更大。对于这一点，在你看来，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在这种情形下，俄语译者、研究者如何加强俄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推广？

汪剑钊：某种意义上，读者是“势利”的，欧美文学在今天的“更受欢迎”，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地位有一定关系，人们渴望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它们的生活。当然，影响是否更大，还可商榷，因为我知道，俄罗斯文学在很多作家、诗人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尤其在一些优秀的作家、诗人那里。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一个快节奏、功利的社会里，人们可能更喜欢鸡汤式的作品，轻松、娱乐可能是很多读者在阅读时的期待。这样，相对比较“沉重”的俄罗斯文学可能会让一部分读者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俄罗斯文学的译者和研究者只能通过自己更辛勤的劳动来争取读者。我曾经说过，在沙漠里最需要水的存在，那么，在失重的社会里，我们也更应该追求一点重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