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的育儿实践各有不同,且不只关乎依恋( 七 )

更广的意涵克劳斯·格罗斯曼(Klaus Grossmann)等依恋理论家曾提出,纳粹的育儿运动所反映出的一整个社会、历史和政治的环境,可能足足影响了一代儿童,他们只能在缺乏依恋安全的情况下长大。

他主张,这种大规模的、国家级的忽视,在1965年至1989年尼科莱·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治下的罗马尼亚孤儿院里也有体现。在那里,许多小孩在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长大——以羞辱和管控为目的的暴力几乎是家常便饭。

结果就是,这些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小孩出问题的风险大为升高,其依恋、社会性和对人一视同仁的友善态度都高度不稳定——大脑的发育也呈现出了重大差异。研究发现,爱和联结的缺乏令这些小孩的大脑里的某些关键区域产生了一些解剖学上的变异。不过德国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是迥然不同的,哈雷尔是打着科学可信度的幌子从事有组织的、有预谋的意识形态灌输,而罗马尼亚孤儿的状况则是战争和流离失所的副产品。

社会生物学家海德·凯勒(Heider Keller)和希尔特伍德·奥托(Hiltrud Otto)的问题是:德国历史上的这一时段在形塑未来几代人的育儿观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二人在合著的《有德式育儿法这回事吗?》(Is There Something Like German Parenting?)一书提出,这一强有力的历史趋势究竟有没有为育儿奠定一个基调乃至于在如今的德国也依旧根深蒂固,仍难以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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