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同文馆风波：中日教育的天壤之别( 四 )_京师同文馆|中国近代史|日本大

但就这样，同文馆仍招生不畅。据齐如山回忆，“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在汉人一方面，政府无法控制，招学生太费事，于是由八旗官学中挑选，虽然是奉官调学生，但有人情可托的学生谁也不去，所挑选者，大多数都是没有人情，或笨而不用功的学生。……这些学生入了同文馆以后，亲戚朋友对于本人，因为他是小孩，还没有什么鄙视，对于学生们的家庭，可就大瞧不起了，说他堕落，有许多人便同他们断绝亲戚关系，断绝来往。……社会的思想，对于这件事情看得这样的严重，大家子弟不但不愿入，而且不敢入，因之后来之招生就更难了。”[ 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第29页。]
相比于同时期的另外两所学校，上海的广方言馆及广东同文馆，京师同文馆尽管地位更高，但成绩上并不出色。同文馆之所以难出成绩，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不但吸走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就连同文馆学员也难免受到影响，甚至有再行投入科考者。如后来中进士、点翰林的汪凤藻即江南制造局下译学馆出身，而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后留学英国大翻译家严复也先后参加过几次科考，可惜均以失败而告终。
京师同文馆的萎靡不振，与奕、倭仁当年的那场争论无疑是密切有关的。但可惜的是，这场无谓的争论未能确立同文馆乃至新式教育的方向，反而错失了它的目标。京师同文馆原本应该发展成为“皇家学院”并为全国的新式教育树立典范，但直到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之前，它的贡献与其地位、投入相比都是极不相称的。然而这又是谁的过错呢？
以识字率而言，晚清时期不能说高但也不算低，但和数十万乃至百万计的村塾、书院相比，同光时期所办的新学堂只能说是屈指可数。除前文提到的同文三校（语言类为主）外，当时所办的西学馆不到十家（金陵算学馆、湖北方言及自强学堂、川东洋学馆、台湾西学堂、吉林表正书院、珲春翻译俄文书院），其他新学堂则大多为军事类。除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所办学堂外，李鸿章所办的北洋系学堂有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及电报、水雷、鱼雷、枪炮、医学堂等。南洋系也办有江南水师学堂、金陵同文电学馆、江南水雷学堂，广东则有实学博学馆及水陆师学堂、水雷鱼雷学堂、电报学堂，加上海军衙门所办的昆明湖水师学堂，全国的洋务学堂加起来也不过30余所（其中还有短期办学的）。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与中国同时期的新学堂数量之少、成效之低相比，日本的教育成就堪称显而易见。“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曾说，“牢不可破之国基者，惟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惟真正在于教育而已” 。这一结论，也是岩仓具视考察团在欧美游历后的共识。1872年，按“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目标，明治政府颁布《学制令》并制订了规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计划。
按此计划，日本分八个大学区，每学区设置一个大学；每个大学区又分为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一所中学；每个中学区又分为120个小学区，设小学一所。如此，全国共有大学8所，中学256所，小学53760所(由于脱离实际，计划后来有所修改) 。学制发布第二年，小学在校生132万，入学率28％；1879年，小学达28025所；1883年，小学在校生323万，入学率超过50％；1895年，小学入学率升至61%；1900年后，根据新颁布的《小学校令》，小学免收学费，1907年开始又实行六年义务教育制，入学率已接近98% 。[ 孙仁宗：《日本：骤兴速亡的帝国》，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