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同文馆风波：中日教育的天壤之别( 三 )_京师同文馆|中国近代史|日本大

自诩国内懂洋务惟“区区一人”的郭嵩焘当时闲居乡里，他在冷眼旁观了这次争论后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在他看来，双方“用意不同而同一懵懂，如群盲相遇于道，一无所见” 。特别是奕派，郭嵩焘的批评更加严厉，认为其原奏立言悖谬，“无一语不足喷饭”，而其所奏章程，“阅之不胜骇叹” 。郭的理由是，奕的办法流露出“取媚洋人”的倾向，“以洋人所授之业为升阶狎侮士大夫，流俗之所争趋，君子之所深耻”，而章程中的“拘禁之令，出入有制，而月一加考试”的办法，是用“督教童蒙”的方式来对待“翰、詹事清贵人员”，这无疑是一种侮辱。更为不智的是，折中称“欲严课程，必须优给廪饩;欲期鼓舞，必当量予升途”，这无异于以“奖叙利禄之名”诱导，为标榜“重气节而轻名利”的士人所不耻。
同为帝师的翁同龢虽也保守，但对于这场风波的无厘头颇为不屑并讽之为“朝堂水火，专为口舌相争” 。在他的日记里，翁同龢记录了一副嘲讽同文馆的对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有好事的士大夫们挖出“同文馆”的“同文”二字，说它“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更有人指责奕的创议引诱儒生为鬼子门徒，所谓“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
大体而言，当时的一般士人对西方科技可谓懵懵懂懂甚至是一无所知。晚清大学者王闿运在《论夷务疏》中提出的高论即足以令人喷饭：“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行，炮须人运，而重不可举，若敢决之士，奄忽临之，骤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又况陆地行战，船炮无施；海口遥攻，登岸则困蹙而击之，我众敌寡，以百攻一，何患不克。……故机器船局，效而愈拙。”
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文馆风波”并非奕与倭仁的个人政争，而是中西文化的首次交战。在这场风波中，因参与的人都是朝中重臣，其争论的效应也由此扩大数倍。就学说而言，倭仁之见仍为传统的治国观点，其对列强的压迫及千年之变局的到来浑然不觉或有意视而不见；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奕的方法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在对付倭仁的办法上，实在有失大臣之体，有耍小聪明之嫌。
事实上，奕?建议同文馆从“举人、优贡及五品以下京外各官”甚至从“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中选取学员的做法，不仅急功近利，而且冒进过甚。这些读书人功名已高，多数人盼官心切，科学素养和培养前途几乎无从谈起。最好的办法，是从秀才中考取人才，并在各省普设新政学堂，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西方科学教育和研究，假以时日，循序渐进，或能有所成就。如此一场乱辩，洋务派没有在舆论上真正把保守主义驳倒（甚至让更多士人加入了反对阵营），由此也未能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形成学习大潮。就此而论，这场争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赢家，两败俱伤之下，国势依旧沉沦。
由于招不到好学员，京师同文馆对馆内学生待遇极优。京师同文馆出身的齐如山对当年“母校”的典故知之颇详。据他回忆，当时馆中伙食好得不得了：平时吃饭，六人一桌，四大盘、六大碗；夏天另添加一个大海，还有荷叶粥、果藕等等；冬天虽无大海，却增加一个火锅，还分什锦火锅、白肉火锅、羊肉火锅三种，各种羊肉片、鱼片、肝片、腰片及鸡蛋、冻豆腐、佐料等等，应有尽有，吃不够还可再添。当时的正阳楼饭馆也不过如此。更绝的是，非但学生如此，就算有熟人来，也可以留饭，随意点菜，一文钱都不用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