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同文馆风波：中日教育的天壤之别( 二 )_京师同文馆|中国近代史|日本大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
“若夫以师法西人为耻者，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或谓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又何疑乎?”
奕说的不无道理，但他在奏折中犯了一个更为致命的冒进错误，那就是把天文算学馆的招生对象进一步扩大为“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理由是这些人“学问素优”而“差使较简”，如果让他们参与学习必然事半功倍。由此，奕的提议招来了保守势力更加激烈的反对浪潮，而这一次担当大旗的，是文渊阁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
倭仁系道光朝进士出身，曾历任大理寺卿、工部尚书等要职，其思想保守固然不假，但他本人是真有学问，时有“理学大师”之名，颇受士林中人的景仰。倭仁对西学很不以为然，对那些主张洋务的官员也很看不惯，譬如外国公使驻京后，朝廷的六部九卿堂官通常会到各国使馆去拜年，既是尽地主之谊，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但朝廷大员中，唯独倭仁从来不去拜会外国人。
实际上，一开始就跳出来反对天文算学馆的御史张盛藻即倭仁门生，前一次上奏是否是出于倭仁的授意不得而知，但就观点而言，两人是一致的。这一次，倭仁亲自出马，他在上奏中针锋相对地提出：“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倭仁的观点与曾国藩颇为接近，后者曾在一篇名为《原才》的文章中指出，少数道德完善的人可以榜样的力量改革社会习俗，正如他的那句名言，“夫为战者，在于人而不在于器也” 。倭仁的奏折披露后，守旧派士大夫们立刻将此奉为经典，广为传诵。
不过，倭仁的奏折也不是没有纰漏，那就是这一句：“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奕抓住这句话，说倭仁既认为不必师事夷人，想必有洋务人才推荐，于是他故意上奏朝廷，让倭仁保荐精于西学的中国教师并请倭仁来主持同文馆。或许是一种有意的戏弄，慈禧太后颇为默契地批准了奕的建议，并让倭仁随即到总理衙门任职并主管京师同文馆。
原本大义凛然的倭仁这下陷入了被动，他哪里知道什么洋务，又哪有什么人才可以推荐呢？没办法，倭大学士只好反复称病，拒不就任。等被捉弄得差不多了，慈禧太后才下令免去其任命，倭仁听后长出了一口气，“为之额手称庆” 。
老夫子虽被暂时击退，但这场风波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守旧派士大夫的鼓噪下，很多有意投考同文馆的官员，最后都打了退堂鼓。结果，同文馆在98位报名者中只录取了30人，而因被录取者的素质太低，很快又被淘汰了20人，剩下10人，最后也只有5人毕业。洋务派本希望通过同文馆培养一批精通西学的中高层官员，这个计划几同夭折。
为此，奕曾不乏愤怒地指出:“当御史张盛藻条奏此事，明奉谕旨之后，臣衙门投考者尚不乏人；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众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是臣等未有失人心之道，人心之失，倡浮言者失之者也。”
光禄寺卿于凌辰也认为:“天文算学招考正途人员，数月于兹，众论纷争，日甚一日，或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愿投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投考者。一有其人，遂为同乡、同列之所不齿。夫明知为众论所排，而负气而来，其来者既不恤人言，而攻者愈不留余地，入馆与不入馆，显分两途，已成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