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夏晓虹谈梁启超书生从政_梁启超|夏晓虹|中国近代史|欧

【梁启超|夏晓虹谈梁启超书生从政】梁启超一生的政治立场似乎一直在改变，这一点甚至连他自己都不讳言，戊戌变法时，他自然是改良派，变法失败之后，他一度似乎支持革命，但1903年《苏报》案后，又转而保皇，凡此种种，您怎么看待梁启超的这种“善变”？
夏晓虹：就外在的政治表现而言，梁启超确实一直在变化。并且，和一般人贬斥“多变”是首鼠两端的恶德不同，梁启超一直肯定甚至赞赏“善变” 。其实早在1899年流亡日本之初，梁启超就写过《善变之豪杰》一则短文，强调变的只是“方法”，“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而方法的改变有其必要性，或“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 。总之，“善变”是因应时势的需要以及个人思想的进步而发生。这也预言了梁启超此后的政治选择。
就你提到的戊戌变法以后的表现看，梁启超本来对维新运动抱有极高的期待，一旦落空，而且六君子、包括挚友谭嗣同人头落地，自己被迫流亡海外，不知归期，这些自然会让他情绪激愤，容易和革命派靠拢。也就是说，在慈禧等顽固派已经控制局面的情况下，梁启超认为改良的道路已走不通，因此必须采取激进的革命手段。这才有了他和孙中山谈合作之事。但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国的观感，使他的思想又发生了转变。所谓“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似乎一下子又从他所向往的民主共和退回到专制独裁的体制。其实，除了身临其境，对美国的认识更深入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梁启超发现，尽管华人到了最先进的共和国家，各种不文明的积习依然存在。所以，问题仍然回到“新民”，即需要开通民智以改造国民性，使中国民众具备现代国民的资格，而单凭革命并不能达成这个目标。
以此为例，梁启超每次的转向或改变，都有其内在理路，需要具体的分析。不过，从大致的轨迹看，梁启超的“善变”还是显示出他能够并且愿意与时俱进。我觉得郑振铎的说法最精彩：“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梁任公先生》）
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在政治上似乎也是冲突不断，您怎么看待两人的分歧与冲突？
夏晓虹：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同上述梁启超的性格也有关系。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曾总结两人的区别为，“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 。因此，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保皇立场一以贯之，而梁启超则有动摇，直至放弃。就政治分歧看，最早的冲突正是梁启超赴日后的倾向革命。尽管这次的回头根本上还是内力的作用，即梁启超游美后的自我反省，但康有为此前的一再责难与警告，特别是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南海先生辨革命书》，对梁启超诸人的革命言论大加批驳，并以“大病危在旦夕”相要挟，也给梁启超造成了很大压力，不得不表示悔改。
当然，康、梁最严重的一次分裂是1917年张勋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两人彻底站在了敌对阵营。而且，在梁启超反对复辟的通电中，斥责“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把老师康有为一并骂到。从个人道德说，康有为的执守不变有值得尊敬之处；不过，如果上升到国家前途的层面考量，梁启超的抉择无疑更应该肯定。
而我还想说的是，虽然有这么多冲突，但像章太炎那样的《谢本师》式决裂书还是不会在梁启超笔下出现。梁启超到底还有尊师的一面，在康有为七十岁生日时，师生已经和解，梁启超送上了亲笔书写的巨幅祝寿文《南海先生七十寿言》。并且，此后不到一月，康有为即遽尔去世，这对师生关系的结局总算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