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夏晓虹谈梁启超书生从政( 三 )_梁启超|夏晓虹|中国近代史|欧

对大多数人来说，梁启超最出彩的政治表现应当是在袁世凯称帝后，先是他那篇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而后又是他的弟子蔡锷在云南的起兵。梁启超和袁世凯的关系如何？有一种疑问是，梁启超长期是立宪派，为何不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呢？
夏晓虹：袁世凯一向被认作是出卖康、梁等人，使得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的罪魁，改良派对他的不信任由来已久。但民初的政局乱象，梁启超又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收拾。因此，归国后，一度与袁氏合作，才有了上述并不成功的从政经历。而一旦袁世凯想要复辟帝制，龙袍加身，从梁启超“只问政体，不问国体”的立场看，既然破坏现有国体必定造成社会动荡，那么，如同在晚清君主制下反对共和一样，他对这一次的国体变更自然也持反对态度。特别是，由君主立宪到共和虽然躐等，毕竟还是顺应世界潮流；而由共和制退回到君主制，则是历史的倒退，在所有方面都突破了梁启超关于国体问题的底线。更何况，袁世凯的称帝也预示着专制时代的到来，严重危及梁启超最关心的立宪政体，因此，他必然起而反对。
1917年年底，梁启超退出政坛，并且将其政治生涯反思为“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是什么导致了梁启超在政治上的心灰意冷从而彻底告别政坛？
夏晓虹：梁启超1917年的辞去财政总长，其实是和内阁总理段祺瑞共进退，类似内阁总辞，本来也很正常。只是，梁启超已是两度出入官场。在内阁如走马灯一样变换的北洋时代，他希望推进的政体改革自然无从着手。原本就在“学问”与“政治”两种兴趣间挣扎的梁启超，又由他的从政实践中发现，他更适合做“理论的政谭家”，而不适应“实行的政务家”角色。这一次的辞职，于是正好可以作为梁启超退出政坛的契机。当然，这不意味着他此后不再就政治问题发言。
1920年，梁启超出版了《欧游心影录》，政治观点似乎又发生一次大的转变？怎么看待此次转变？
夏晓虹：梁启超1918年底的欧游，正好赶上巴黎和会召开。他以私人身份，进行民间外交，及时向国内通报和会的进展及中国利益被牺牲的细节，引发了“五四运动”，梁启超也由此开始转向对国民运动的重视。不过，这还不是《欧游心影录》所要记述的内容。
欧游对于梁启超最大的启示与影响是在文化观的转变。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梁启超从前期的尽力输入西方文化，转向后期以发挥中国固有文化为重心。故1920年3月归来，梁启超最初发表的欧游感言即强调：“考欧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何况欧洲已出现病态，中国更应该独立探求，进而以中国文化救世界。不过，梁启超的归去来并非简单的复旧，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已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与其他文化包括西学化合，生成一个新文化系统。
就像您的新书标题说的，梁启超一直“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有一种说法是，梁启超是在政治上失意，才转而投身学术的。但还有一种说法是，正是因为梁启超告别了政治，才成为了我们现在更为熟悉的梁启超，也就是那个清华四大导师的梁启超，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梁启超。
夏晓虹：前面已经说明，梁启超内心一直存在治学与从政的矛盾冲突。尽管对两者都有兴趣，但如果细加区分，梁启超的介入政治，可以说是“不忍”之心的表现，救国始终是他自觉的责任；而他的研究学术，则纯粹出于不可遏制的冲动，是他的“趣味主义”人生观的集中体现。因此，不能说梁启超是因为政途失败才转向学问，也不能说由于放弃了政治活动，才成就了他的学者形象。就最终的结果看，政治与学术，对于梁启超来说，其作用恰好是相反相成。没有政治关怀，梁启超无法写出《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批贯穿“新民”思想的史学名著；而没有学术视野，梁启超只能成为众多政客中的一个，其百年前的政治言论也不会至今仍被人追怀，并越来越显示出持久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