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夏晓虹谈梁启超书生从政( 二 )_梁启超|夏晓虹|中国近代史|欧

1904年之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和革命党在《民报》上大打笔仗，一时间俨然是保皇党的言论领袖，您怎么看待梁启超和革命党之间的这种意识形态冲突？
夏晓虹：梁启超1906到1907年与《民报》的论战，很长时间一直被看作是他的政治污点。1936年《饮冰室合集》出版时，还特意删除了论争中的两篇重要文章《杂答某报》和《中国不亡论》，应该有“为逝者讳”的意思。这个论战后来被简化为“保皇”与“革命”之争，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而且，即使要概括，讲“立宪”与“革命”之争还更准确些。
从梁启超的思想脉络考虑，他在论争开始时提出的“开明专制论”，本是继续了游美归来的思考。既然国民程度不够，不能实行立宪，于是需要“开明专制”来开启民智，提升国民政治能力。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在梁启超这里，“开明专制”只是“立宪制”的预备阶段，并非终点。当然，论战一旦开始，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广泛，双方在辩论中都会有卓见与偏失。这些还需要学界仔细清理。不过，以前那种一面倒的对革命派论说的肯定已不复存在。起码，革命派主张的排满只是一时的策略，不足以成为长远的政治目标，已为事实所证明。而梁启超对于变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政治革命”的坚持，则使他随后将讨论付诸行动，立宪运动也实实在在地由日本到国内铺展开来，并最终左右了时局的发展。
慈禧死后，梁启超在政治上相对活跃起来，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作为保皇党人的态度和应对是怎样的？
夏晓虹：辛亥革命是由武昌起义引发，过去只看到它和革命派的关联，现在的研究已越来越明确了立宪派在后续阶段的作用。各省的纷起响应，大多是由于立宪党人对清廷的失望而转向革命，满清王朝才因此失去了天下。而从1906年6、7月间，梁启超为清政府派遣的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代拟奏折（事件的相关考证与代拟奏折见本人新著《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起，即深度介入朝野的立宪活动，和各省的不少立宪派领袖也结下很深交谊。辛亥革命后，他的立场和选择与国内的立宪人物一致，正不足为奇。而1912年10月梁启超的最终回国，也和这些人的招邀大有关系。
另外，从主张君主立宪到赞成共和，貌似巨大转变，在梁启超那里仍有一以贯之的理念，这就是他归国后一再说明的立宪党始终以承认现存国体、谋求改良政体为目标：“故在今日，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此自论理上必然之结果，而何有节操问题之可言耶？”归根结底，对梁启超来说，他始终关注的只是立宪政体的建立与实行。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高调介入了政党政治，还作为进步党的领袖成为了国民党的对手，您怎么看待梁启超这一段在国会政治中的表现？那一段国会政治的混乱状况对他的思想造成了什么冲击吗？
夏晓虹：梁启超回国，自然希望对中国的政局发生影响，按照他的政治理想推进新国家的体制建设。因此，他很快参加进步党，并进入政权内部，两度与当权者合作，先后担任了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与币制局总裁，以及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不过，大体说来，梁启超这一阶段的政党政治活动并不成功。首先是进入权力中心，也就丧失了批评的自由。而且，进步党没有兵权，在军阀当政的时代很难有作为。何况，维持现有国体也是梁启超一贯的立场，只是，一再的妥协并未能换来政体改革的尺寸之进。梁启超两次的短暂出任和迅速辞职，都表明了他的失望。
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在1917年段祺瑞执政期间，主导发布了对德奥宣战书。此举当时遭到了国会的抵制，也受到了国民党及其他政界名流的一致痛责，后来却证明了梁启超的正确与远见，否则中国也不能成为战胜国，获得参加巴黎和会的资格。当然，这个会议对中国利益的损害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