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婉儿|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_上官婉儿|唐玄宗|太平公主|唐

【上官婉儿|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近期上官婉儿墓及墓志的发现同时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但经过大众媒体的渲染，墓志的内容和价值普遍得到误解。好在学界反应迅速，李明和耿庆刚两位学者刊布的录文和初步笺注使我们能获知墓志的具体文字，而仇鹿鸣等多位学者也根据墓志对上官婉儿生平及其相关问题做了细致而给人以启发的讨论。不过到目前为止，我所见的讨论主要还是从墓志提供的信息出发，环绕几个政治制度史的问题展开，比如上官婉儿的身份究竟是嫔妃还是宫中女官，她和韦后集团、太平公主以及李隆基等的关系有哪些变化，她在唐代宫廷政治中起了什么作用等等。对于包括唐代墓志在内的中古墓志，我曾提出我们不能满足于从中找寻历史信息并加以考释，还应将墓志的书写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样方能更精确地把握墓志的史学利用价值。上官婉儿墓志的讨论，这一方面的工作仍有待重视。关于上官婉儿生平的重要文献，无论是新出墓志，还是唐代文豪张说为她诗集撰写的序以及神道碑铭，或者稍后出现的武平一的《景龙文馆记》的记载，都具有多重的研究意义。我们固然应该通过对它们的解读来了解上官婉儿的生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应该通过它们对她的型塑去理解唐前期政治和文化的理念与实践，或者反过来把握她在唐代历史中的意义。这篇小文的主要目的是想对这些方面稍加分析，以便让一般读者了解唐代书写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
需要先提一下的是，墓志发现前一年，史语所的郑雅如女史就发表了论文《重探上官婉儿的死亡、平反与当代评价》（《早期中国史研究》第四卷第一期，2012年），我个人认为这依然是迄今关于上官婉儿最具学术价值的文章。不少重要的问题，郑文均有涉及，一些主要结论未因墓志的发现而动摇，这也提醒我们不能迷信新出土文献的作用。可惜这篇文章的贡献在目前的讨论中未能获得更多的重视。所以这里先简单介绍下郑文的主要看法。文章指出唐隆政变前夕上官婉儿并不支持韦后集团，她的死不像是政敌周密计划的结果，而是李隆基出于自身立场临场制造的“事故” 。李隆基的宫廷政变不仅以铲除韦氏集团为目的，也是针对武后、中宗以来女性参政的一场革命，试图通过暴力来铲除这一模式；其次，太平公主是推动为她昭雪的关键力量。但睿宗即位后给婉儿作出的平反，也不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婉儿是则天朝以来“文治”的有力推动者，与朝臣特别是文官词臣互动良好，所以这一举措有客观的舆论基础。除此之外，文章还讨论了为何历代史传会重复上官婉儿集由唐玄宗下令编纂这一错误记载，从中体现出怎样的文化场景。这些观点虽然也着眼于政治史的问题，但在分析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框架。本文的努力则是要结合新出墓志和张说等人的文字，从书写的角度来重新评估当时人对上官婉儿形象的塑造。并以此来对唐代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发展提供一些新的观察。
首先谈一下我对上官婉儿墓志的印象。若熟悉唐代墓志的书写，那么不难发现这篇墓志的文笔，包括谋篇、用典、遣词等等，都相当平庸。有些字句近于粗鄙，比如写上官仪被贬是“近辞金阙之前，远窜石门之外”，哀叹上官婉儿之死是“龟龙八卦，与红颜而并消；金石五声，随白骨而俱葬”等等。若换成别的书写对象，那么这种平庸在更多程式化的唐代前期墓志里未必值得惊讶。但这种情况出现在当日文坛女主和有昭容身份的婉儿墓志里，就令人费解，至少说明撰写者不大可能是文章名手。对于该墓志未署撰者名这一现象，不少学者已经指出不署撰者名是唐代前期墓志的常态。其实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前期墓志不署撰者名诚然很普遍，但有几种例外。一是如果书写对象是重要皇族成员，一般会署上撰者名。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撰写者是文学重臣，那么往往也会署上名字。前一种情况的例子，就高宗武后时代以来而言，有太宗之女临川长公主、西平大长公主、永泰公主、太平公主第二女万泉县主薛氏、章怀太子等等。后者的例子更多，有许敬宗、上官仪、崔行功、韦承庆、岑羲、狄仁杰、刘宪、李峤、崔融、郑愔、卢藏用等等。新近发现的武则天堂兄武思元的墓志，就赫然列了撰写者珠英学士韦元旦的名字。以上官昭容之身份和文名，墓志却不署撰者，加上不出色的文笔，使我们可以推断这篇墓志撰写者绝无可能是当时的高层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