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地方政府债务约束( 三 )


来自国际贸易顺差的收入尽管利润微薄 , 但在中国 , 绝大多数的出口加工企业都是中小微民营企业 , 尤其是一般性消费品的生产加工 。 根据海关总署透露的数据 , 2019年 , 民营企业首次超过外商投资企业 , 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 。 2019年 , 民营企业进出口13.48万亿元 , 增长11.4% , 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2.7% , 比2018年提升3.1个百分点 。
截至2021年末 ,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大约54万亿元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各级政府债务余额的增长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不只是国家基础设施跃居全球第一 , 而且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了重要的收入来源 。
大型国有企业为实现国家建设任务的支出 , 也为围绕其提供服务的民营企业提供了盈利机会 , 更使得这样一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一起 , 构建了中国今天完整的工业体系 。
所以客观地说 , 改革开放之后 , 中国市场化主体的快速扩张 , 以及中国经济在市场化条件下的快速增长 , 这其中当然有外贸顺差的功劳 , 但更重要的是 , 政府为摆脱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 , 有序安排赤字 , 并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 , 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活力 。 而央行针对这样的经济需求 , 实施了有效的货币供给 。 完全无法想象 , 如果中国政府通过赤字去实施大规模的基本建设 , 而央行不予货币配合 , 其结果会是怎样 。
应当说 , 过去多年 , 中国利用其制度优势 , 客观上构建了财政与货币的“一体性”机制 , 合作破解了中国经济史上许多重大难题 , 比如知识青年返城、国企员工下岗等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几次重大就业困难;而国企改制、国有银行改革 , 更是财政与央行密切合作的范例;再比如1997年和2008年 , 中国经济两次平稳度过重大国际金融危机 , 也都是财政和央行密切合作的结果 。
总之 , 财政与央行的密切合作:(1)强力拉动了中国的基建规模和品质 , 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内需潜力 , 而且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 同时也为财政培育了巨大而具有较大增长潜力的税源;(2)为中国摆脱绝对贫困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 并为接续的乡村振兴计划打下坚实基础 , 更为未来中国经济内需提供巨大潜能;(3)使中国社会保障能力不断强化 。 更为可贵的是 , 在这整个过程中 , 中国利用一个接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规划 , 有序地安排经济增长速度和相应的货币增长速度 , 在满足投资和贸易发展需求 , 保持经济增长具有足够拉动力的同时 , 又防止了恶性通胀 。
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惊艳世界 。 现在 , 相当多的西方经济学家也开始研究中国 , 试图弄清为何中国经济进程完全背离了货币主义理论所给出的预言 。 比如 ,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荣誉教授帕特里克·博尔顿指出 , 中国过去25年的宏观经济表现 , 均与货币主义的预测矛盾 。 货币主义预测 , 货币长期快速增长只会导致物价上涨 , 而对经济活动没有持续性影响 。 但事实证明 , 1996年之后 ,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着10%至20%的M2年增长率 , 但中国并未发生高通胀 。 博尔顿说:“让我再次强调 , 这不是短期现象 , 它持续了几十年 。 ”
破解债务风险必须依靠“股权金融”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博尔顿现象”?许多国外分析人士认为 , 改革开放初期 , 中国总体债务水平很低 , 人民生活水平也很低 , 但基础设施欠账很多 , 所以发债建设基础设施的空间很大 , 尽管债务快速上升可以大幅推高M2 , 但居民收入却没有出现同样的涨幅 , 所以中国CPI受到了压抑 , 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
经历多年积累 , 中国债务风险开始逐渐制约债务进一步增长 。 此时放眼世界 , 债务杠杆已经变成全球性的问题 。 如何破解?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 , 金融危机是去除经济杠杆的唯一手段 。 但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处理危机的方式 , 每次危机实际都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财富再分配过程 。 如此过程 , 已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发巨大社会对抗 , 同时也迫使它们思考新的经济方式 。
中国该以怎样的方式化解债务杠杆风险?一般而言 , 降低债务率有两种方式:其一 , 在债务率计算分子上减少债务;其二 , 在债务率计算分母上加大股权资本 。 前者会抑制经济增长 , 但后者不仅不会抑制经济增长 , 反而会使经济更加健康、更加高质量地增长 。 因为 , 股权资本的丰厚 , 会推动企业强化创新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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