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网暴几成社会热点事件“标配” 如何打破网络暴力的“互害”逻辑?( 三 )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在司法实践中,实施网络暴力的大V和网民以寻衅滋事罪被定罪处罚的不在少数,只是有些未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法不责众其实是一种错觉,只是在具体案件中,受限于受害者的法律意识和固定证据的能力,有时并不能对每一个施暴者予以制裁 。”
张雁峰解释说,根据现行刑法,涉嫌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网络暴力行为,如果未达到刑法认定的“情节严重”的标准,一般属于自诉案件,这需要被害人或家属起诉并举证 。但现实是,网络暴力行为一般参与人数较多,被害人或家属往往很难一一追责 。
在高艳东看来,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强制介入,可能就会出现在一些案件中,由于当事人不懂法等原因没有向施暴者追究刑事责任,最终不了了之的情况 。因此他建议,在刑法中应增设通过网络实施侮辱、诽谤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作为公诉案件处理 。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丛虎指出,对那些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受害者可要求平台通过封号、禁言等方式予以惩戒,也可通过协商、调解等方式或者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损失等 。
多位受访专家强调,未来随着司法理念的发展和互联网生态的演进,公权力将在打击网络暴力行为上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 。今年2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对“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两被告提起公诉的案件就体现出这种趋势 。
平台监管不该缺位
不单是个体不因“法不责众”免于惩罚,平台的常态化监管义务和责任同样不能缺位 。
张雁峰指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
从技术层面看,通过爬虫抓取、关键词检索、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进行内容风险管控对平台来说并非难事,但极端偏激、情绪化的舆论场更有助于为平台导流 。囿于平台的逐利性,在一些网络暴力事件中,平台反而成为极端言论的推手 。
王丛虎建议,平台可通过技术手段,完善内容监管,通过提醒、制止等方式在极端言论发出前予以阻断 。“网络空间就像一个个公共会客厅,平台作为会客厅的主人,有责任、有义务制止不当言论 。”
高艳东表示,平台承担的责任相对有限,而且是事后监管 。一旦伤害产生,事后弥补的作用往往十分受限,需要平台尽可能将网络暴力的伤害扼杀在摇篮中 。
北京执象科技副总经理、资深架构师李新认为,传统媒体有一整套严格的编审机制,可以有效履行社会责任 。相比之下,网络平台的传播路径更短、反应时效更快,内容审核机制被大大削弱 。作为信息传播枢纽,网络平台是互联网舆情生态中的新增变量,并且对声音放大起主要作用,理应对极端过激言论的非理性扩散负主要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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