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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鼓励变惩罚，你还愿意种树吗？公交出行 80g ，地铁出行 52g 。用每一笔无碳行为的绿色能量，养一颗虚拟的树，日积月累，就可以在沙漠戈壁种植一棵真正的树。国内，由个人参与的节能减排活动，大部分在蚂蚁森林里。它的机制是“奖励式”的，即便如此，蚂蚁森林能够起到的更大作用还是增加“社交乐趣” 。
最近，国外兴起一系列类似产品，与蚂蚁森林相反，它们的机制是“惩罚式”的。你的每一次日常行为都会被核算成对应的碳排放，数字高到连你自己都看不下去时，你可以通过“交罚款”把碳排放量消掉。看似“乌托邦” ，却有一些产品在近两年接二连三拿到融资。
想法固然新颖，疑问也随之而来。目前它们更多承担为教育用户的“公益项目” ，还是能够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不只是一场娱乐游戏，它们如何真切解决环保问题？
15 美元买一张“赎罪券”
Wren 就是一款进行“个人碳中和”的产品。2019 年在 YC 毕业之后，又在去年拿到 Paul Gramham 和 VC Union Square Ventures 150 万美金的种子投资。
首先 Wren 通过一些问题生成个人的碳足迹报告，例如“一年长/短途飞行多少次？”、“住宅有多少平米？”、“你多久吃一次红肉或乳制品？”等等。这些具体行为都会被换算成平均碳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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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均每年碳排放是 9 吨，如果你的测算结果在这个量级，需要每个月支付 13.57 美元用来碳中和。当然，数字越高，用来抵消的费用也越高。
拿了这笔钱， Wren 会帮你干什么？它在抽成运营成本之后，通过资金资助的方式参与到全球性碳中和和环保项目中。
比如在乌干达北部，使用当地能源所产生的烟雾相当于一人每天抽两包烟，一家能源公司通过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清洁能源的方式，到 2023 年将满足乌干达 20 万难民家庭所有的烹饪燃烧需求。到了亚马逊雨林， Wren 资助一家基金会，他们使用卫星图像、无人机来检测和组织非法砍伐雨林的现象。
另一个产品——Joro ，采用类似的产品模式，在去年拿到包括红杉资本在内的 250 万种子投资。比起 Wren ， Joro 多做一步，它会连接到你的信用卡，自动估计用户购买所“产生”的碳排放。
【视点·观察|这个App，想用你的“良心”赚钱】但是信用卡无法同步给 Joro 每一次消费明细， Joro 的估计又是怎么来的？它解释道， “我们能够知道用户去全食花了 100 美元，通过对他的调研知道他一周的饮食情况……这些信息的交叉组合，我们推断一个人花费的一美元会产生多少碳排放，从而给出一个实时的碳足迹记录。”
像 Wren、Joro ，从产品功能上来说，几乎没有技术壁垒。有投资人说， Wren“说服”他们投资的关键在于透明度。以往用户对这类偏公益项目的投入迟疑，往往就是在于不够透明，比如真有一棵树被实际种下了吗？Wren 采用的方式是定期测量种了多少棵树，并把它们的 GPS 坐标和种植它们的农民一起公开在网络上，以证明碳封存量。
从目前来看，即便在有限的体量之下，它们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截至目前，通过 Wren 资助给气候项目的资金超过 116 万美元，被抵消的碳排放已经有 82702 吨，官网会对这些数字进行实时更新。过去一年，用户在 Joro 抵消的差不多是 50 万棵树能够吸收的碳排放，通过 Joro 的减排指导和朋友间的“用碳比较” ，早期用户大约减少了 10% 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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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个人的碳中和
核算下来，今天能够为“愧疚”买单的也只有几万用户，证明下来也不过是一小撮人的“信仰游戏” 。但是 Wren 这类产品想要表达一个核心价值观：即便用户不懂宏观词汇和复杂的核算法则，也能感知他们的一举一动如何影响全球环境和气候。“如果你每年排放 9 吨温室气体，相当于每年砍伐 8 棵树。”诸如此类的表达，引发很多用户的情感共鸣，然后平台提供一个能够亲身参与其中的最短路径。
即便如此，它还是过于“乌托邦” ，无法在短期内大规模实现。在国内，也有计算碳足迹的工具，但更多也是作为教育用户的存在。
国内当前的碳排放核算体系是基于生产者原则，政策约束主体更多是企业，而非个人消费者。“除非在将来我国的政策导向向消费者倾斜，否则 Wren 这样『惩罚』消费者的商业模式很难在国内推行。”一位行业人士对此评价。
也就是说，它的落地基础是政府对消费者的过分碳排放加征税收或者罚款，这样消费者才有动力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在 Wren 这样的平台用更少的成本支出换取最小的利益损害。
但是 Wren、Joro 等平台的出现仍然具有启示意义，现在已经有六家公司与 Wren 签约，将 Wren 的订阅服务作为一项员工福利。有媒体指出， “如今很多消费者更加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并且，正反向对公司施压。”
或许 Wren 等平台的启示意义在于将消费者原则也划分进碳排放责任里，上述人士认为，消费者原则在核算上确实比生产者原则更合理，但当前的现实情况是，消费者原则的核算标准较生产者原则而言更难施行。
2018 年，联合国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致力于到 2050 年完全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实现零碳排放量。看到这一报告， Joro 创始人 Sanchali Pal 当即决定创建一款“人人都可参与”的工具。彼时距离她毕业不过六年时间。而 Wren 三位创始人年纪更小，平均年龄只有 22 岁。他们几乎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碳中和真正的推动者在于企业和政策制定者，但是个人并非完全无能为力。
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更加广泛地影响世界。换做是你，你愿意每月花费 15 美元，进行一场个人的碳中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