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变奏曲：帕慕克笔下的土耳其家国史( 七 )_苏琦

对现实的反讽并没有到此为止。更令人瞠目的是地道土耳其式“假人”制造者们为了放置这些无人问津的“人体”，开始将它们放入地下，结果无意中打通了历史的隧道，发现了一座地下伊斯坦布尔。其间的譬喻自然非常清晰——有那么一帮人试图从历史和传统中汲取应对现代性挫败的力量，但这充满怪力乱神气息的努力能否奏效，似乎结局早已注定。

当然，比挖掘传统资源更令人惊悚的，是诉诸原教旨主义。在充满村上春树《1Q84》气息的《新人生》中，帕慕克以一种“怪力乱神”的方式，对这样的人群及其努力进行了充分刻画。那些以为自己无意中掌握了“绝对真理”而决意展开幸福的“新人生”的年轻人，其实并非土耳其所独有，而其献身与牺牲令人扼腕的徒劳，也一次次被不同国家的历史所证明。

四

近年来，帕慕克似乎又更多回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径，在其两部为人所称道也给其带来不少现实政治困扰的作品中，帕慕克拉近历史的视距，将故事聚焦于更为贴近当下的城市化和基层政治极端化的议题。

对正在经历城市化的中国读者而言，反映伊斯坦布尔贫民窟生活的《我脑子里的怪东西》，无疑能引发不少共鸣，其中的故事、场景和符号不可避免地散发着熟悉而亲切的气息：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躲避和贿赂城管的流动小贩，和开发商对抗的钉子户，难以融入的充满迷人诱惑和重重危险的城市，割舍不下而又回不去的乡村，介于黑社会和同乡组织之间的灰色网络，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与国家既对抗又合作的灰色活动区域，传统和现代、宗教规范与现实生活、希冀梦想与日常琐碎、亲情与现实利益之间的冲突撞击对人们的头脑和人格造成的撕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