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1905丨坚守底线思维维护经济金融稳定(40)_

曾几何时，我国银行业确实曾经品尝过信贷质量恶化的切肤之痛，因此逐步建立起与国际标准统一的银行内控风险标准体系（以资本充足率（CAR=资本/风险加权资产）为核心）会自然对银行资产扩张形成制约。21世纪之初，中国银行业已经濒临技术性破产的边缘，2003年，在华融、信达、长城、东方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购买了账面价值约1.3万亿元的不良贷款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累积的不良贷款仍然高达近两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仍有21.38%。当时，各界关注金融业的首要问题就是国有银行的改革何时开始，时任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两会上对此的回答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按照美国自由银行制度的逻辑，不良率超过20%的银行早就应该因已将自身资本消耗殆尽而破产。而当时中国的银行虽然没有建立起现代银行的资本资产内控体系，却是受益于“国有”银行体制，人们相信国家会保障其存款安全，这与1990年代之前的日本银行制度颇为类似，学术界将日本、中国此类以国家信用为担保，而不是以银行自有资本为基础吸收银行资产损失的现象称为“国家银行的资本之谜”。

在国家银行制度下，银行资产扩张可以不受其资本限制，意味着这些银行的资产扩张几乎是无限的。实际上是一种将社会资本充分汲取之后，不计代价向实体进行扩张，而由此产生的银行经营风险转嫁于国家信用，最终由国家财政（也就是全民义务）兜底的做法，其蕴含的系统性风险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