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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假装”：硅谷科技巨头不愿言说的思想起源( 四 )


安全主义（safetyism）在当今社会中不可阻挡地迅速崛起 ， 大众越来越不愿意承担作为生命本质的风险 。 高科技公司在现实世界中顺应了这股潮流 。 前不久 ， 扎克伯格宣布了将Facebook打造成一个三维元宇宙的最新计划 。 这一计划也可以被视为“安全主义”的一种表达 。 一个完整的经验世界 ， 可以用VR体验来代替 ， 人们可以在其中移动而没有身体上的危险 ， 并且过滤掉所有威胁性的内容或人——这的确会是一个完美的“安全空间” ， 没有传染性病毒和有毒思想 。 专栏作家刘易斯（Norman Lewis）认为 ， 虽然过去有很多虚拟现实乌托邦失败的例子 ， 但是 ， 这次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 因为：“元空间可以真正受益于对‘安全’空间的强大政治和文化需求 。 用户将能够创造他们的沉浸式现实 ， 在其中他们可以与志同道合的‘化身’混在一起 ， 而不需要冒险去工作或与人面对面地交流 。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安全’的呢？”在这种背景下 ， 外部世界和那些可消除的危险必须被“表现”得更加危险 ， 这促使人们要求越来越多的“安全空间” ， 从而启动一个无穷倒退的过程 ， 直到最后根本就没有不受保护的外部 。
在这次大流行病的防控中 ， 不少专家学者将过度保护的防控政策解释为新的“安全主义”的表现 。 一个完全由社交距离、口罩和居家令主导的世界 ， 反映了人们对与陌生人交往可能产生的哪怕是最轻微的风险的恐惧 。 现在我们很容易接受由健康专家来重塑我们共同生活的轮廓 ， 这是因为安全主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碾轧了任何其它可能的阻力 。 从情感层面上看 ， 似乎有一个反馈循环 ， 即我们变得越安全 ， 任何剩余的风险就越难以忍受 。
当然 ， 这样的健康安全主义社会的建构也摆脱不了高科技公司 。 比如 ， 西方各国政府都以建模师提供的各种流行病学模型作为防控措施的最重要依据 。 他们认为每一个风险都是一个“错误” ， 需要一个合适的算法来“修复” ， 这也许是我们数字时代的最大错误 。 政客们喜欢借着“跟随科学”的口号 ， 通过将决策权交给算法来对冲风险 ， 由此也方便地规避了政治责任 。 然而 ， 这些流行病学模型的预测从事后来看 ， 几乎每个都错得离谱 。 也许 ， 高科技公司在“分子”（生物制药）层面上“制服”（大大降低了病死率）了大流行病 ， 但是 ， 算法终究没能破解“人”（流行病）的问题 。 因为 ， 病毒以人为载体 ， 它的传播受到人的习惯、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 这些因素终究难以被数字化 ， 所以对病毒传播的预测也就逃脱了算法的捕捉 。 对算法和模型的过度依赖 ， 表现了人们对“安全主义”歇斯底里的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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