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记|李公明︱一周书记:在刺猬与狐狸身后的……梅迪思博士及门徒( 二 )


说到这里 , 可以顺带谈谈的是在威尔逊和古尔德之间曾经有过的分歧 。 爱德华·O.威尔逊在研究和提出社会生物学的过程中 , 反对那种以“反种族主义”以及各种意识形态为根基的反社会生物论 , 他在1999年为《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 (有毛盛贤等译的中文全译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2008年)的再版而写的序言《世纪之交的社会生物学》中谈到古尔德、勒沃汀等反对者与左翼思想的联系 。 今天我们当然都知道 , 承认个性和智力变异具有一定的遗传基础与非正义的社会歧视行为以及在实质上是为家族利益谋取不公平的政治与经济特权的做法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 但是从古尔德在该书中关于“融通”问题的讨论来看 , 曾经发生在威尔逊与古尔德之间的思想分歧并没有掺和进来 , 古尔德对威尔逊的“融通”研究路径的不同意见完全没有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
古尔德在本书开头以十六世纪瑞士博物学家康拉德·格斯纳(Konrad Gesner)《动物志》中的狐狸与刺猬形象来代表人文学科与科学的角色特征 , 通过讨论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对古希腊诗人阿尔奇洛克斯(Archilochus)的箴言“狐狸有多知 , 而刺猬有一大知”的引用——古尔德说狐狸和刺猬体现了他们各自为人所熟知的象征(狐狸诡计多端 , 刺猬持之以恒) , 表达了他对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关系的看法 , 并且对在两者之间如何进行卓有成效的联合提出了建议 。 但是要注意的是 , 古尔德小心地提醒读者他并没有简单地声称科学就是刺猬、人文学科就像狐狸一样工作 , 同时表示自己不会做简单化的对比 。(前言 , 第3页)作为科学史学家 , 他的研究路径既是历史学的 , 也是文献学、科学哲学甚至是图像学的;无论是研究的视角、方法还是观点表述 , 他始终都很注意在各种观点和论证方法之间发现其复杂性与微妙的异同 。 实际上在阅读中我们有时会感觉到作者在表述上的审慎、曲折与比较老派的幽默会带来某些理解上的困难 , 在这里也可以感受到翻译的难度 。
古尔德在该书中要厘清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复杂关系的真相 , 提出的核心观点是科学与人文学科既有根本区别又有紧密联系 , 刺猬与狐狸各有所长 , 人类智性王国这两大领域的真实关系应该是和而不同、相互补充 。 从更为具体的目的来看 , 古尔德更多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希望借助人文学科的力量帮助科学发现自身的问题与缺陷 , 解决科学发展的难题 。 他说“我的三个论证的‘摘要’就是 , 科学需要人文学科来教会我们认识到自己事业古怪且相当主观的一面 , 教会我们理想的沟通技能 , 并给我们的能力设置恰当的边界” 。(180页)但是通过论证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不同认知策略的融通之必要性与可能性 , 他的最终目的还是提倡两者之间在共同目标和更高智性的层面上融合起来 。 “这样 ,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事实技能与我们的道德智慧结合成一道屏障和武器 , 在这个有着紧迫危险的时代 , 为了人类至善而携手合作 。 ” (同上)这样的论述主旨和结构层面听以来并不太复杂 , 但是要在历史学、科学哲学和文献学的路径展开扎实的论证却很不容易 , 古尔德的研究功力和学识在他的路径选择、史料考辩和观点辩驳中充分展现出来 , 引领着读者穿过幽暗、曲折的科学史与思想迷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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