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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技术哲学视域下的新冠疫情（下）：全球公共物品(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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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 ， 社会技术结构（Sozio-technischen Gefüge）的重构（Rekonfigurierung）中也有新冠病毒的踪影 。 在这件事上 ， 并不是所有“新冠结构”的关系、事件、转变和可能性对整个社会或对个人都是消极、有害的 。 疫情的应对毫无疑问带来了新的教育、艺术和交流的形式 ， 或是将原有的形式加以改进增强 。 例如 ， 在科研工作和商业活动中 ， 会议差旅被视频会议取代 ， 在家办公呈繁荣发展之势 ， 带来的结果则是通勤压力的降低以及有害尾气排放的减少 。
不过在当下技术圈（Technosph?re） ， 在矛盾心理中的容忍态度之外 ， 不利的情况还是占了上风 。 新的卫生规则和日常技术、访问与边境管制一次又一次折磨我们 ， 决定我们共同生活、到场和接触可能性的方式 。 最显眼的当属无处不在的口罩 ， 还有在封闭空间入口处设立的消毒台以及地板上贴的间隔规定胶带 ， 手机上的接触追踪应用记录、追踪个人的行动和接触情况 。 对流动的欧盟居民来说 ， 更难以理解的是边境通道的电子版证件 ， 或是餐馆、旅店及机场的问卷 。 所有这些技术手段不仅仅嵌入着流行病学逻辑 ， 最首要的还有一层政治逻辑：“社交距离”在例如奥地利、德国和瑞士都有着不同的距离标准；哪个地缘政治区域对谁来说是风险地区 ， 以及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种问题 ， 也是外交谈判的对象；在欧洲新冠应用程序的网络中 ， 瑞士都不属于欧洲 。 国际与国内的监管框架也发生了改变 ， 这一框架在技术与社会方面规定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交流 ， 并且延伸到国家对于劳动关系、调动和接触方式的规定 。 身体、人、动物和其他物品之间的接触会在社会政治可以触及到的范围内被管控 ， 这些边界区域并不一定与病毒覆盖的范围一致 。 病毒冲破了自然／文化的分界 ， 并要求我们既不能将大流行看作一个自然事件——刘永谋、米切姆和诺德曼在他们的文章里中对此做出了驳斥——又不能将其当作一个单纯的社会技术现象来看待和处理 。 相反 ， 疫情中的病毒必须也被看作是一个行动者 ， 它永久地打破了自然与文化之间松散的界限 。 因此 ， 重要的是要关注病毒引发的关系类型 ， 以及它如何通过这些关系将身体作为生存环境并在其中扎根下来 ， 同时改变着身体与身体之间的共振（Resonanz） 。
所以 ， 新冠时期是这样一个时期：新的社会和技术环境在生成 ， 而病毒作为行动者参与其中 。 此外 ， 所谓的日常技术圈也从根本上被重置 。 提出技术圈这一概念被提出的目的在于突出技术的无处不在 ， 就像19世纪引入生物圈（Biosph?re）这一概念是为了体现生命是一种无所不在的自然力量 。 全球材料循环的概念与生物圈有关；而在定义技术圈时 ， 我们把技术当作一台拥有准自治动力的全球化机器（“设备”） ， 人口仅仅是它驱动装置的一部分 。 像在技术-人-机器的关系（Technik-Mensch-Maschine-Relationen）中常有的前提那样 ， 人类在技术关系中不再拥有支配力量 ， 转而受到技术结构的驱策 。 引入技术圈的概念是在呼吁告别看似普罗米修斯式的控制概念 ， 将注意力更多放在没有被设想过但会发生的结果上 ， 放在技术物（die technische Dinge）的自主独立性（Verselbst?ndigung）上 。 在我们讨论新冠时期的日常技术圈时 ， 不仅要谈论共同生活的条件的变化带来的不适 ， 同时也要批判性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以人与人的生存环境作为代价的这种不平衡不对称的技术关系结构中 ， 还存有怎样的回旋余地 。 为了深入探索那些在韧性和响应率都很出色的结构关系、过程和事件 ， 生态技术关系结构的重点会再一次转移并反映出其不对称性 ， 从而揭示结构中的一种共振 ， 而这种共振则代表着一种成功的技术、环境和社会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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