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研究（STS）中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概念 ， 用来理念上加强上述涵义中的生态技术关系结构 ， 为的是确认对称关系和参与性关系 ， 并将其多样性纳入考量 。 其中包括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 1973）提出的联盟技术（Allianztechnik） ， 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 ， 2017）的认知集合（kognitive Assemblage） ， 简·本尼特（Jane Bennett ， 2010）的物的政治生态学（die politische ?kologie der Dinge） ， 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 ， 2012）的代理的实在论（der agentielle Realismus） ， 本萨德-文森特、罗威、诺德曼和施瓦茨（Bernadette Bensaude-Vincent , Sacha Lowe , Alfred Nordmann, Astrid Schwarz ， 2017）提出的技术科学的对象（die technowissenschaftlichen Objekte） ， 以及安妮玛丽·莫尔（Annemarie Mol ， 2003）的《多重身体》 。 串起这些概念的是对新道路的探索 ， 它们旨在通过把握对象（Objekt）将知识论和本体论的领域连接起来 ， 这样一来 ， 它们作为有关联的探究活动 ， 能更好地被放在同一主题下讨论 。
在对动脉硬化的多重特性进行调查时 ， 安妮玛丽·莫尔提出 ， 多重性不该从一个对象、病体的不同角度来把握 ， 而是反过来研究 ， 对对象和现象不同的处理方式如何导致一个对象的不同类型模式 。 她的调查表明 ， 关于疾病的知识、医学技术和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 ， 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都与疾病被宣称的特性有关 。 在由新冠病毒引发的Covid-19疾病中 ， 也出现了这种对象——即“病体”——的多重结构 。 相应地 ， 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和战胜这个疾病 ， 不应只把重点聚焦在病毒在身体环境中展现出的特性 ， 而且还要考虑到以下两者之间的联系：一个是对待身体的方式 ， 另一个是从中的生产出的有关身体的知识 。 病人、家属、机器、药品、护工和医生都涉及其中 。 因此 ， 为了调查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身体环境和身体自身的构建 ， 为了使它们彼此之间更加紧密联系 ， 我们不仅要有病毒学家的意见 ， 还需要社会学家和文化学家的意见 。
这可能还有助于提升行动者之间的响应率 ， 从而形成一种加强社会韧性的Covid-19应对方式 ， 这个韧性依赖于多样性和理性 ， 而不是依赖于一场危情游戏 。 连争取使社会恢复健康这样理所当然的事可能也会失去它的主导地位 ， 甚至会作为论点被质疑 。 在“社会”这个实验室中 ， 健康／疾病的关系不应被认为对于使社会恢复健康具有流行病学必要性 。 不过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情形下 ， 新冠和它的身体环境不仅要被不断重新解释和讨论 ， 还可以将其视作测试对称性和参与性关系形式——例如身体本身和身体环境的关系形式——的机会和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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