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技术哲学视域下的新冠疫情(下):全球公共物品( 九 )


生活在新冠时期意味着处于一个相互联系的动态社会过程中 , 其中新的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在生成 。 根据培根条约的逻辑 , 科学与社会的协调已不再可能 。 而在一个知识社会中 , 科学实践在创新的社会领域蔓延 , 社会变成了研究场所和开放实验室 , 像一个“真实实验室”(Reallabor) , 实验方法和假设的考量与社会接受度相关 。 实验实践的重大变化在于理想的实验室实验场景(Laborideal)向理想的田野实验场景(Feldideal)的转变 。 在发展的过程中 , 随着科学而制度化的理性原则不论怎样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转达给社会 , 为了拓宽和证实知识 , 理性原则作为认知的引擎将错误合理化了(Schwarz & Krohn 2014) 。 反过来 , 科学又会通过社会面临新的责任形式 , 因为在社会转变的开放空间中进行研究隐藏着附加的风险 。
就像目前在媒体中看到的那样 , 这样的转变绝不是毫无问题的 。 一方面 , 新冠的自然科学专家对那些要他们同时具备知识广泛性和准确度的要求感到恼火;另一方面 , 通过公共观看(public viewing)实验室操作 , 许多公民对其暴露出来的愚昧无知感到愤怒 。 而积极的方面是 , 牵涉入新冠事件的公民更多地了解了有关病毒和它所需身体环境方面的知识在实验室中是如何产生的 , 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如何被谈判协商的 , 尤其是有关它内在临时性的知识 。 毋庸置疑 , 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也是一种负担 。 同样毫无疑问的还有 , 新冠疫情极其地包罗万象 , 所有的参与者同时既是实验者也是实验对象 。 举个例子来说 , 他们是测试口罩有效性的实验对象 , 同时他们也是实验者 , 在现有规则下评估何时何地哪种口罩在社会和文化上会有怎样的影响 。 如果实验的力量是可信的 , 也就是说如果对象或过程的测试 , 以及知识的产生在遵守特定规则的情况下可信 , 我们就能够从新冠时期学到很多 , 并且将会直接体验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拥有自我负责的实验能力的社会 。 将“生存环境”作为研究主题 , 在一个社会和知识的开放关系中有了新的知识指导的作用 , 这一作用要从生态技术关系结构的角度来考虑 。
作者简介:
勒内·冯·尚伯格(René von Schomberg) ,具有国际影响的技术哲学家和STS学者 。 他毕业于瓦格宁根大学 。 他拥有荷兰特文特大学(科学技术学)和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哲学)双重博士学位 。 他曾是2007年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欧盟研究员 。 在担任达姆施塔特理工大学客座教授的同时 , 自1998以来他一直与欧盟委员会开展合作 。 他是15本书的作者与合著者 , 《负责任创新国际手册》的第一位编辑和撰稿人 。 2019年发布的《全球资源》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全面的负责任创新报告 , 并在协商民主、技术评估、政策科学建议、新兴技术的伦理和社会经济方面、预防原则、开放科学和负责任的创新等问题上都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 目前 , 他正在运行一个博客:http://renevonschomberg.wordpress.com, 许多出版物可以在这里免费下载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