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这三种方式对应处理不确定性的三种实践态度 。 许多人更倾向于谨慎的一面 , 采取严格的风险规避策略(“大方案优化”) , 其他人愿意冒险 , 因为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 , 并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可接受性范围内(“拼凑满足”) , 而其他人则在一个实时反馈循环中修改他们的风险行为 , 该循环不断地评估所采取的措施和当前趋势(“实时响应”) 。 应对“新冠危机”技术框架的另一种“方法”是否认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真实性 , 人们可能会把这称为某种形式的“缺陷”——远离那些看到问题的人 , 从而在某些情况下远离社会主流 。
6. 这三种方法也有不同之处:“大方案优化”回到国家的行政实践、热力学、气体定律、统计人口科学(Bev?lkerungswissenschaft) , 特别是19世纪的情况 , 也回到一种特定的知识/权力统治制度 , 将克里斯蒂安·德斯顿 [2]、安东尼·福奇以及钟南山这类科学家提升到国家名人和权威专家的地位 。 从科学技术研究(STS)、建构性技术评估(TA)、共同设计(co-design)、开放科学(open science)和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的角度来看 , 令人震惊的是 , 现代知识社会在危机时刻多么迅速地恢复到一种被视为过时的模式 。 虽然公民和“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的贡献在“拼凑满足”和“实时响应”中显现 , 但这并不根源于关于在21世纪社会中广泛动员分配能力之最佳方法的讨论 。
7. 常见的“日常口罩”(everyday masks/Alltagsmasken)技术被另眼看待 , 受制于各种不同技术方法的调整 。 它们的效用和功效起初被否定 , 然后在冗余的措施中被恢复 。 同时 , 它们象征着效率 , 代表着团结、默许或共谋 , 而被用于在“抗击疫情”的国家工程中 。 相反 , 卫生消毒技术以一种几乎无可置疑的方式实施 , 其基础似乎是赋予每个人以权力的公共卫生习惯 。 各种统计和控制技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受到质疑 , 这些技术仅为预先确定的技术目标提供信息和交流 。
8.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技术圈里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这个技术圈在进化和逐渐变化 。 它可以是我们协调人与技术关系的一种生活形式 。 此次疫情以微妙的方式使人不安 , 它可以颠覆既定的生活形式 。 正式任命、合同盖章以及做出承诺 , 以往人们都要握手 , 现在它正在被笨拙的手肘接触或礼貌的鞠躬所取代 。 家庭生活和邻里互动不再是围绕着“看见”(see) , 而是围绕着避开对方来重新组织 。 进入公共场合 , 人们不再期望一个人露出自己的脸 。 与1980年代的艾滋病(HIV/AIDS)或2003年的非典(SARS)经历一样 , 这些都不是反映新观点或新信仰的微小调整 , 而是深刻地重构人类关系 。 在艾滋病的世界里 , 性不是过去的样子 。 在新冠的新常态下 , 我们将如何面对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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