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生命政治学与生命系统的生命政治学之间有多紧密的关联 ， 还可以从大流行初期检测能力不足的关键性瓶颈处看到 。 知识基础设施从做检测用的棉签到实验室设备 ， 对人口的生命政治学的认知基础尤其关键 。 此外 ， 至少在德国 ， 卫生当局作为关键性基础设施 ， 更确切地说是人口科学和流行病模拟系统的专家们 ， 其作用在第二波疫情中得到突出强调 。 也就是说 ， 当接触追踪能力过载时 ， 模拟系统通常表明疫情会在人口中更快地蔓延 。
简单几个例子已经可以表明 ， 生命系统在疫情控制中成为了一个核心的——可以用拉图尔的术语来说——关注问题（matter of concern） 。 同样很清楚的是 ， 生命系统与关键性的基础设施 ， 借用普伊格·德拉贝拉卡萨（Puig de la Bellacasa）的表述来说 ， 也一直意味着关怀问题（matters of care） 。 “容量限制”和“瓶颈”（bottlenecks）这些用词有时可能看起来太技术性 ， 但就像一直在强调的那样 ， 医疗卫生系统并不只取决于技术仪器 ， 也取决于护理人员的专门知识（know-how）以及他们如何将那种关怀具体表现出来 。 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通常依赖于报酬很低的护理工作 。 这可能也是这场危机带来的一堂“哲学课” 。 就像在女性主义技术科学研究（feminist technoscience studies）中所实践的那样 ， 必须同时考虑技术与关怀（Sorge） ， 而不是像海德格尔一样将技术作为确定的——去-操心的（ent-sorgend, se-curitas）——现代性的命运（Geschick） ， 与此在（Dasein）的原本为之操心的（sorgend）世界的开展（Welterschlie?ung）相对立 。
管控与试验间的紧张地带：“精细化技术治理”的轮廓？
作者：史蒂芬·贝申；译：章亚菲
作者简介：史蒂芬·贝申（Stefan Bo?schen） ， 德国亚琛大学人类技术中心教授 ， 主要从事STS、现代社会理论和风险研究 。 章亚菲 ， 海德堡大学跨文化研究2014级硕士研究生 。
在具有启发性的文章《新冠视角》中 ， 刘永谋、米切姆和诺德曼在论点10中提出了民主理论方面的棘手问题 ， 即严格的技术治理管控与一旁涌动的反叛的民粹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只能通过他们所称的“温和的技术治理”来调解 。
文章中的论述清楚表明 ， 我们的词汇及其所包括的正面对立的姿态 ， 并不一定能缓和对危机相关问题的观点看法 。 事实上 ， 从科学技术研究（STS）的角度看可以提出一个基本问题 ， 即新冠疫情问题在社会中到底是怎么样被讨论的 ， 以及造成了什么 。 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独立且不同的观点在互相碰撞 ， 刘永谋等人表达了他们的惊讶 ， “现代知识社会在危机时刻多么迅速地恢复到一种被视为过时的模式”（论点6） ， 也就是“大方案优化”（Grand Scheme Optimizing）范式 。 该模型以规避风险为原则 ， 核心是基于人口科学范式 ， 遵循这些前提来实行相应的专家治国（expertokratischen Governance） 。 这样看来 ， 按照作者们的观点 ， 危机应对的核心问题是危机时刻过度的技术治理霸权（technokratische Hegemon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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