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译者注：克里斯提安·德斯顿（Christian Drosten）教授 ， 柏林夏里特（Charité）医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 ， 被称为“德国钟南山” 。 2003年 ， 他是SARS病毒的共同发现者之一 ， 并且首批研发出SARS病毒诊断方法 。
人口与生命系统 ， 或：曲线与直线
作者：安德烈亚斯·福克斯；译：朱颖妤
作者简介：安德烈亚斯·福克斯（Andreas Folkers） ， 德国吉森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 ， 主要从事环境政治、生命政治和STS研究 。 朱颖妤 ，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技术与哲学2017级硕士研究生 。
刘永谋、米切姆和诺德曼对Covid-19疫情大流行所做的哲学思考——我认为也包含社会学和科学史的角度——十分清晰且有说服力 。 因此 ， 我不会在个别问题上耽搁时间 ， 而是做一个短小的但在我看来是重要的补充 。 三位作者准确地谈论了人口科学（Bev?lkerungswissenschaft）对当前疫情控制的意义 。 统计数字、彩色地图、曲线与模拟系统、指标与基本传染数 ， 又一次向社会展示什么是“生物在一个生命世界中的含义”（福柯） 。 事实上 ， 历史上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人口科学的观点不仅被少数专家和政治决策者急切地吸收 ， 也被受检测的民众热切地去了解 。 早餐时看一眼发病值和R值已然成为新冠危机时期的晨间祷告 。
在当下的疫情控制中 ， 另一种生命政治学的逻辑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 而大部分时候 ， 它主要存在于哲学评论中 ， 很少被关注到：它就是生命系统（vitale Systeme）的生命政治学 。 与人口的生命政治学不同 ， 生命系统的生命政治学主要不是靠人口统计 ， 还要在维持社会技术的功能系统运行的过程中 ， 关注所谓的关键性基础设施的容量限制、脆弱性和瓶颈 ， 例如交通、能源 ， 或者是医疗护理 。 当下疫情的特点在于 ， 人口的生命政治学与生命系统的生命政治学相互影响以及两者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 。 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随处可见的“拉平曲线”图表中 ， 也许能最明显地观察到这一关系 。 除了一条明显基于人口科学假设的曲线 ， 还有一条水平的直线显示曲线必须多平坦才能保证医疗卫生系统不过载 。 生命系统在这里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人口的“凌波舞杆”的角色 。 灾难阈值会通过人口的感染动态与生命系统的容量之间的交点清晰地展现 。 就这点而言 ， 不仅要保护民众不受感染 ， 也要保护医疗卫生系统不被过多的病患数量压垮 。 按假设来说 ， 人口层面的死亡率与医疗系统的容量限制直接彼此影响 。 人们的生命实际上依赖于像重症监护床和呼吸机这样的技术基础设施要素 。 这里的一个在交通规划方面同样著名的根本性问题为：如何能保证就算在高峰期也有足够的容量供使用——例如是否有足够的火车和高速公路空间？而差别仅仅在于 ， 医疗卫生系统的拥堵所造成的后果就不只是一些人上班迟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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