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结合笛福（《瘟疫年日记》）、加缪（《鼠疫》）或布莱希特（“Radwechsel”或“换轮胎”）的想法 ， 可以将新冠疫情技治的情况 ， 描述为被流放在家中和对现在缺乏耐心 。 失去未来和过去等于失去政治——它所留下的一切只是一种对必然性统治的反抗 。 在害虫、瘟疫和技术治理的时代 ， 我们失去了为自己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权力 ， 或者仅仅是以完全无视当前需求为代价 。 然而 ， 没有必要从禁止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监禁” ， 有可能将明显的禁令视为构成变革空间的限制 。 比如 ， 保持社交距离是降低感染率的一种手段 ， 同时 ， 它可能是保持冷静和避免那种由狂热情绪造成悲剧的一种手段 。 我们想起了薄伽丘（Boccaccio）（《十日谈》） ， 他在1350年逃离佛罗伦萨的黑死病时发现了讲故事的乐趣 ， 并打开了文艺复兴的大门 。
10. 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本身并不能带来任何变革的希望 ， 不能使世界走向一个减速、可持续和更公平的世界 。 它宁愿承担如下危险：通过承认技术必要性来实现团结的“理性”的人 ， 与通过援引自由和人权来声称自己远离政治领域的有点鲁莽、叛逆的民粹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上升 。 如果可以的话 ， 应该通过一种倾向于现有技术和管理选择的温和技术治理模式来缓解这种紧张——这种技术治理牢记：要想维持一种生活方式的干预方式 ， 涉及到对现在和将来美好生活的想象 。
在一个由客观约束或技术必要性（technical necessity）统治的世界里 ， 一个人看社会、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时 ， 所发生的事情比乍一看要多得多 。 上述十条建议也一样 。 尽管意识到了不同的技术模式、替代设计和重组的机会 ， 我们仍将注意力集中在需要做的事情上 ， 这给任性的政治和自决领域施加了技术性的压力 。 如果我们是对的 ， 困境在“新冠危机”刚被宣布之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 。
诚然 ， 这种紧张关系在中、德、美三国和其他社会中的表现方式有相当大的差异 。 也许 ， 紧张关系在中国被一个温和的技术治理所容纳 ， 这种技术治理在公共美德和民族认同的意义上将技术必要性纳入其中 。 在德国 ， 紧张关系导致维持一种纯粹的管理政治模式 ， 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 而温和的不安和不羁的抗议已经导致美国街头的公开斗争 。 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 ， 这种分析是否有助于揭示潜在的困境 ， 在全球疫情技术圈中强调人际关系的重组 ， 以及将注意力转向技术危机治理的微观政治方面 。
注释：
[1] 本文从一个更长的待完成作品中摘录出来的 ， 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评论 。 阶段性版本发表于：刘永谋 ， 卡尔·米切姆 ， 阿尔弗瑞德·诺德曼 ， 李保艳译.全球疫情技治的文化比较[J].科学·经济·社会 ， 2021 ， 39(0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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