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期刊编辑们批评这种简单化的评价制度 ， 并要求对其进行修正 。 对于一本全国性期刊来说 ， 为寻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其所发表论文的显示度 ， 要求作者引用本国的相关论文而不是只参考国外的研究成果 ， 这可能确实是无可厚非的 。 因此 ， 如果不将影响因子转化为科研人员的评价标准 ， 这些操纵影响因子的行为并没有任何重要意义 ， 也不会被视作违规行为 。
无论如何计算 ， 影响因子仍然是与期刊相关的一个评价标准 ， 但是与期刊发表的论文没有关系 。 这一指标用来评价个体科研人员的论文价值也是有缺陷的 ， 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本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获得的实际引用分布遵循与阿尔弗雷德·洛特卡定律类似的幂定律 ， 这就意味着大多数论文实际上很少被引用 。 只有少数论文被频繁引用 ， 它们提升了影响因子的价值 。 对于这类分布 ， 平均值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心趋势 ， 这只适用于所谓的正态分布和钟形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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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影响因子的狂热没有任何意义”
简言之 ， 一篇发表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的论文可能实际上从未被引用过 。 如果想要评价一篇论文的质量或显示度 ， 那么就要看它发表后的几年里实际的被引情况 。 当然 ， 这需要时间 ， 但那些喜欢“简单快速”的评价方法的人不愿意等上3～5年 。 所以 ， 他们使用期刊的影响因子评价论文的质量和影响 ， 即使这样的测量是完全不合适的 。 正如我们在后文中将看到的 ， 以所谓的“补充计量学运动”(altmetricsmovement)为基础的评价同样也缺乏耐心 。
事实上 ，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 文献计量学的专家们一直呼吁警惕使用影响因子评价个体科研人员的荒谬性 ， 但这并没有阻止决策者以及许多被认为理性的科学家组成的评价委员会对影响因子的不当使用 。 许多国家（如巴基斯坦、韩国和日本）的政府官员和研究机构 ， 甚至建立了直接以期刊影响因子为基础的经济激励措施 。 根据2006年《自然》的一项研究 ， 巴基斯坦科学部（PakistanMinistry of Science）通过计算科研人员年度发表论文影响因子的总和 ， 设立了1千美元到2万美元不等的奖金 。 中国科学院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当时也建立了一项类似的制度：影响因子在3到5之间 ， 每分250美元；如果影响因子超过10 ， 每分875美元 。 在这种背景下 ， 一些科研人员被怀疑为了在某些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而操纵同行评价 。 于是这些顶级期刊的编辑们以欺骗性的同行评价为由撤回了他们的论文 。
同期 ， 《自然》的一篇社论谴责了这种关于影响因子的无稽之谈 。 2013年 ， 《科学》的主编布鲁斯·艾伯茨（Bruce Alberts）重申 ， “对影响因子的狂热没有任何意义” 。 大约在同一时期 ， 400多家科学组织和一万多位科研人员签署了“旧金山科研评价宣言”(San Francisco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 ， 宣言坚称影响因子不应被用作替代工具来评价个体科研人员的论文质量 ， 也不应用于聘用、晋升、资助及以某种方式评价个体科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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